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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 2013年第3期卅陳嘉映】
一 朋友聚會，天南地北無所不聊，物價、天氣、旅行見聞、治療癌症的新方法，還有道德滑坡。出租車裡，報刊雜志網絡上，我們時代的道德滑坡被當作一個事實。「滑坡」說得比較溫和，狠點兒，說是道德墮落、道德敗壞、道德崩潰。報紙上過幾天出個巨貪，網上的貪官故事更加曲折驚人，還有貪官情婦排行榜。十八大後，反貪反腐似乎要認真起來，可不少專家認為不得不考慮怎樣處理「腐敗存量」這一類深層問題。民間的情況也好不了很多，地溝油、蘇丹紅；鬧市區毆打婦女，圍觀者一大群，無人阻攔；老太太摔倒在地，好心人上前攙扶，成了被告；「小悅悅事件」在全國人民眼前設置了透視國人道德墮落的新准線。
好自省的朋友提醒我們每一個人回想一下：我們自己做生意、申請項目、治病求醫、為孩子升學，有幾個非正道不取，從不曾這樣那樣小小繞行了一段兩段邪門歪道？此「全民腐敗」是也。於是乎有妙論曰：不反腐反貪有亡黨亡國的危險，貿然反腐反貪同樣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沿著這個方向，誰都可以不打磕絆說上三天三夜。
思想不是侃大山，思想總是磕磕絆絆的。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總量的增速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從前全家只有一條棉褲，如今衣食小康，這些真能發生在一個道德崩潰的國度嗎？圍觀當街毆打婦女不去阻攔固然可鄙，可當年兩派武鬥，得勝一派把對立派成員抓來煮吃，寧不讓人更覺崩潰？環顧四周，你的親人，你的朋友同事，還有你自己，真的都已父不慈子不孝，出朋賣友？一個全民腐敗的國度，可還有一點兒康復的希望？我不是在說我們無需擔憂中國人的道德狀況，我只是想說，不要任我們如焚的憂心把冷靜的思考和清明的希望一同燒盡。
中國人是否已經全民腐敗是個巨大的問題，只有鳥瞰社會全景的專家才有資格回答，本文只表達幾點管窺之見。
二 談到中國人道德崩潰這樣的大問題，首先會碰上的問題是：我們很難做出全面評估。我自己所見的世界是個很小的世界，哪怕我東游西走，見多識廣，所見仍很有限。而且，僅僅見得多還不行，必須善於觀察，富有洞察力。我們看到什麼，往往不那麼容易跟我們想到什麼分開。在觀察道德生活的時候，我們一邊看，難免一邊就在跟古往今來比較，就在思考變化的原因，難免暗含改善的願望，以及怎樣改善的設想。
當然，我不必只局限於個人經驗，我讀報紙，上網，聽見多識廣的人議論，讀歷史書。貪官很多，我主要是從報上網上知道的，「小悅悅事件」，我也是從報上知道的。同時，報上網上也讀到不少有德之人和感人故事，最美女教師、最美媽媽，堅守在貧困山區的教師，犧牲在火場的消防戰士。道德敗壞的人多些還是道德健康的人多些？單舉個案很難確定。
那麼，去查閱調查統計如何？有的調查統計比較可信，例如氣象報告，有的就少一點兒可信，例如污染指數。在氣象報告上做手腳的動機較少，污染則略有不同，污染重了，多多少少可以怪罪政府。在市場化程度很高的社會，物價統計比較可信，在指令經濟體制下就不那麼可信。除了這個，道德領域的調查統計還有更深的難處。道德水准很難量化，而且不同人群有著不同的道德標准。你若是個三綱五常主義者，聽到有人肆意批評元首，看見老婆出去掙錢丈夫在家帶孩子，難免感嘆世風日下。對道德狀況的評估，顯然跟我們的價值觀緊密相連。價值觀調查比道德水准調查中性些，因此也可信些，但仍會有種種失誤。索馬裡人把安全列在首位或接近首位的地方，瑞典人卻把它列在相當靠後，我們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瑞典人比索馬裡人較少重視安全，結論多半是，人身安全在瑞典得到更多保障，這也許意味著，瑞典人比索馬裡人更重視安全。同在一個國家，尤其在中國這樣劇烈轉型的國家，僅年齡段造成的差別就很大。老一代民工，能掙錢就行，省吃儉用，攢錢養家，攢錢防老防病，青年民工不行，他除了幹活，還要娛樂，還要iPhone，還要什麼權利。在年輕人眼裡，老一輩循規蹈矩，摳摳縮縮，缺乏個性，唉唉，要是你吃了上頓沒下頓，要是你有五個娃子嗷嗷待哺， 你就會知道，不僅事實上不大容易表達個性，你就連表達個性這個觀念都不大容易生出來。
三 滑坡，要從一定的高度滑下來，墮落，要從一定的高度落下來。我們是從什麼高度滑下來落下來的呢？面對令人痛心疾首的道德狀況，人們不禁懷念起上世紀50年代，懷念起改革開放之前那個平等清廉的年代。
我不知該怎麼比較兩個時期的平等度，但至少，歷史資料上明文記載，50年代的工資級別分成好多檔，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相差30倍以上，這還不說絕大多數國民沒工資可拿。工資差距只是一端，干部配房子、配醫療，級別更高的配特供、配汽車、配勤務、配秘書、配衛兵、配廚師，而很多居民連公共汽車都舍不得坐，廣大農民更舍不得買張車票到縣城裡逛逛。誠然，享有特權的人數比例不高，大多數國民只有很窮困和極窮困之分，這也不失為某種平等吧。待遇上的不平等也許跟「道德狀況」沒有直接聯系，但間接聯系顯然不少，這裡只提一條逆向的。有權有勢的干部，享受著比平民高上百倍的待遇，貪腐的成本就很高很高，一旦被查處，他失去的太多了。當年的貪腐不如當今之盛，不完全歸因於干部有較高的道德覺悟和較強的自我約束。這裡說的還是經濟待遇方面可能遭受的損失，嚴酷的政治處理更讓人不寒而栗。
峻法嚴刑的確會有效果。你要禁黃賭毒嗎？何難？凡涉黃涉賭涉毒的輕則判他二十年，重則槍斃了事，自然海晏風清。再加上連坐更好，像商鞅治秦，「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厲行十年，果不然「道不拾遺，山無盜賊」。你願意用這樣的峻法嚴刑來維護「道德水平」嗎？即使你願意，也未見能維持多久。唉唉，秦二世而亡。此後是什麼景像呢？秦亡到漢興不到十年，群雄逐鹿，民不聊生，人相食，全國人口從2000萬降至1300萬。
我們過來人知道，今天泛濫於國中的貪腐，實濫觴於改革開放之前。「文革」中，干部特權受到新一輪政綱政策和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衝擊，於是轉向半地下的操作。70年代延至80年代中期，「貪腐」這個話頭說得不多，當時的流行語是「走後門」，上到軍區領導市革委會委員打個招呼下了鄉的子女就參軍進工廠，下到賣肉的你只有二兩肉票他切給你三兩，只要手裡有公權力，就可以開個或大或小的後門。當然，我們現在強國盛世，不去當兵還改吃素了，要弄就弄個國企老總，要弄就弄它個別墅豪車，「走後門」這個用語顯得太老氣又小兒科，被歷史淘汰了。
不當獲利只是道德觀察的一個方面。大會小會上連篇的空話假話算不算官場道德墮落？這種墮落早就開始了。親友鄰裡告密陷害算不算道德墮落？今天，我同事家住哪兒我都說不上來，難免被責為人情冷漠，但想想當年豎著耳朵聽同事說句話抱怨社會忙不及報告領導，我覺得人情冷漠算不上從什麼道德高地滑坡。至於剛才說到啖心食肝的風潮，這還真不是「道德」兩字罩得住的。的確，無論道德維度多麼重要，它也只是社會-政治的一個維度。我不知道三年大飢荒時期的道德狀況何如，那又怎麼樣？
今人的道德批判自有今人道理，但拿鼎革之後30年如何如何說事兒，我怕選錯了標准。我希望對那30年的懷念只是在表達對今天道德狀況的不滿，我希望沒人把那些好日子當真。
四 拿民國做准繩怎麼樣？拿漢唐做准繩怎麼樣？可哪朝哪代都有賢人長者喟嘆道德敗壞。面對當今的道德滑坡，我們常懷想「民國範兒」，清末民初那陣子人的想法未盡相同，青年張東蓀發表的第一篇議政文章，題目就是「論現今國民道德墮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明朝時候，王陽明斷稱：「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 漢唐也許好些？有個成語叫「髒唐臭漢」。追溯到頭上，要不是禮壞樂崩，老天也用不著生出咱們的萬世先師來重整風俗了。中國外面也好不了多少，只舉一例吧──西塞羅說，他那時候的羅馬，沒有什麼不能用錢買到，從榮譽到愛情。嘿嘿，西塞羅之後，恰好是羅馬帝國造就的兩百年「羅馬和平」。
道德墮落之說多興於兩種形勢，一是亂世來臨，二是時代巨變。第一種情勢自然讓人擔憂，不過擔憂也沒辦法──既然道德墮落源自世亂，要做的是重建治世，徒呼改良道德並無多大意義。第二種情勢則不相同。道德這東西，有很大一部分本是習慣和傳統，時代變了，舊習慣老傳統行不通了，新做法呢，難與我們固有的道德觀念相合。婚前「失身」的女性多了，這是道德進步還是道德滑坡呢？為什麼我們談論「失身」的女子而不談論「失身」的男子呢，就好像「失身的男子」是個不合法的詞組？在新派人物眼裡，單把女性挑出來談論失身，繼而加以懲罰，不惜系石沉湖，那才叫不道德呢。
不同時代有各自的道德標准，不過，至少近代以來，變化有個總體趨向，那就是道德領域逐漸縮小。我們年輕時候，奇裝異服頗有不道德之嫌，至於婚外情，那是不道德的巔峰，「通奸者」輕則游街，重則判刑，是啊，如上提到，依家法族規縛石沉湖也不稀罕。這樣的道德大事，今人置若罔聞，最多當個八卦。把這樣的大事都劃到道德不道德之外，well，這說不定本身就是道德淪喪之一端。
五 拉拉雜雜說了些，說到最後，似乎總得給出個要點什麼的。三點吧，一點是，我並不是在反駁道德滑坡論道德崩潰論，我只是建議，要做這樣的整體判斷，還有不少要考慮的因素，這裡就提出了三兩項。再一點是，道德維度只是人類生活中的一個維度，無論怎樣為道德滑坡擔憂，都不要祈盼用酷法嚴刑來改善。最後一點是──這一點雖未展開，本文也兩次三番提示，也許現在全民的道德水准都很低下，但核心在於公權力的腐敗。這還不僅在於「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道德，或不如說倫理，原是生活本身的肌理，民間自有維護倫理的土壤。縱觀歷史，只要不陷入亂世，只要政治清明，老百姓沒有全盤腐敗這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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