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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到處是Jingle Bells的歌聲，紅帽的聖誕老人在綠色的聖誕樹旁左搖右晃。人們穿梭在商場裡、街道上，帶著節日的喜悅。這個節日與馬廄裡出生的男嬰無關，它是消費者的狂歡。
12月末的廣州並不冷，榕樹枝葉繁茂，午後在珠江畔散步，感到陽光的溫暖。對於我這常年的北京居民，這南方城市顯得雜亂、粗陋與自由，一種邊緣者才有的叛逆感。
我的腦中始終盤旋著另一個景像。21年前的此刻，一個青年乘坐火車從香港到這裡。那時的廣州仍灰頭土臉，鄧小平的新政策實行兩年，即使作為變革橋頭堡，廣州也難以立刻擺脫窘境。倘若對比香港，它的命運則更令人感慨。幾代香港人稱它是「省城」，它才是一切繁華、美好生活的像征，相比而言，香港則不過是另一個縣城。不過30年，中國共產黨讓一切都倒了過來。廣州人充滿羨慕、飢渴地看著香港的一切，從流行文化到物質生活。
不過，這個香港青年不屬於那個潮流──開發大陸市場，在這裡修建工廠與酒店，他要拜會一群異議者，他們與這個國家似乎充滿希望的新情緒格格不入。
這個香港青年叫劉山青。1973年，當他進入香港大學時，他可以走上一條光明之路，成為這個不斷躍升的殖民城市的精英。但他選擇了一條反叛之路，成為了激進青年的一員，在這個過度資本主義城市，卻信奉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畢業後，他關心的不是個人前途，而是「工人階級應該當家作主，剝削制度應該廢除」，他加入了以托派自居的激進組織「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革馬盟）」，這個組織是傳奇人物吳仲賢一手締造。
不過，一心急於獲得穩定與繁榮的香港人，可沒興趣聽這些革命理論。這些革命者在本地找不到土壤，而必須把目光轉向中國。索性托派的理想從來是國際主義的，他還記得第一次參加「革馬盟」的活動時，他們討論的正是斯裡蘭卡的鬥爭。斯裡蘭卡尚贏得如此關注，中國的變化更是如此。
自從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後，中國的異議聲音再度興起，到了1978年末後更為活躍──「四五運動」被平反，「十一屆三中全會」則許諾一個更開放的時代。在北京是圍繞著西單民主牆的政治與文學新聲，而在武漢、天津、青島、貴陽、溫州甚至安陽，都有相似的聲音。這些尋求民主與自由的青年人，大多圍繞一份雜志展開活動，北京的《探索》、《四五論壇》、《今天》自不必說，在這些地方城市，也湧現出《追求》、《海浪花》、《鐘聲》、《民主碑》這一系列民辦刊物，它們造就了一種自由氣氛、一場零星的民主運動。對於政治與文學，他們的主張與理解或許都淺薄、碎片，卻蘊涵著一鼓朝氣與熱情，它只有在解凍時刻才能出現。
這種新精神也影響到香港的左派，他們在回應這股中國情緒時，感受到力量與意義。劉山青第一次中國經驗發生在1979年10月的廣州。作為「革馬盟」的成員，他前來拜會民間刊物《人民之路》的編輯人員。此刻，民間聲音剛興起、卻遭遇寒流。北京的魏京生剛被判處15年的徒刑。這一嚴厲審判也正印證了魏京生的先知性的判斷──給人開明希望的鄧小平不過是另一個獨裁者，倘若沒有作為「第五個現代化」的民主，中國不可能發生真正的變化。這一審判也迅速波及到全國，劉山青發現《人民之路》的編輯人員正陷入低潮，不知是否應該繼續雜志出版。
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劉山青有14次前往中國大陸，除去廣州，他也前往北京與上海，探訪民運人士。除去精神溝通、物質上的幫助，他也攜帶香港的出版物，這對於仍舊閉塞的中國，是爆炸性的鼓舞。香港的托派們閱讀的書刊，《毛澤東思想與文化大革命》、《被背叛的革命》、《中國革命的悲劇》，都成了內地的民運分子的再恰當不過的思想指導。這些托派理論自身充滿了困境，但他們對於斯大林、毛澤東、共產黨官僚主義的批判，卻銳利無比，正吻合那個時代的情緒。他也被這些民間刊物、民運人士的思想帶回香港，增進人們對於中國的理解。香港似乎再次發揮了一個世紀以來的它習慣性角色──它是中國革命的天然同盟與鼓動者。
也是在這兩年裡，他感到中國這一小群民運分子的壓力日益緊迫。在魏京生被秘密審判後，他的戰友劉青僅僅因為散發審判詞而入獄。在1980年初，鄧小平在講話中開始批評他兩年前還支持的「民主運動」，是無政府主義者與反革命分子的活動，一系列沒收民間刊物、抓捕民運人士的行動開始。鄧小平已在政治鬥爭中獲勝，就不再需要民間的聲音，西單民主牆時代的短暫自由消失了。而到了1981年4月，一場逮捕行動抓獲了各大城市的主要民運分子，曾經風起雲湧的民間刊物，幾乎全部停刊。
這變化也以另一種方式影響到香港，吳仲賢在1981年3月的一次中國之行中被短暫地拘留，直到寫了悔過書才被釋放，這也摧毀了這個熱情革命者的政治生命。
當劉山青在1981年12月執意前往廣州，去探望他被抓獲的民運朋友的家人時，人人都覺得這是個冒險。吳仲賢早已被告知，他名列中共的「黑名單」的首位。他似乎對於可能的危險毫不在乎，在他的朋友與戰友眼中，他從來是一個既簡單又難以理解的人物，他衝動、孤獨，即使在這個原本就邊緣的革命團體中，也是個邊緣人，似乎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他對革命理論沒太多興趣，吸引他的是行動。他也似乎真的相信作為一個革命者必須要付出犧牲，他公開批判吳仲賢的妥協。在他日後的回憶裡，他對廣州之行，即使心懷憂慮，卻有一股逞強心理──不能讓人覺得「我們香港的仿佛沒有種」。
危險比所有人想像得更可怕，他為「有種」付的代價則過分高昂，他的廣州之行以牢獄之災結束。
「被告劉山青是香港反華反共勢力分子。自一九八○年的一月起至一九八一年止，多次潛入廣州、上海向反革命分子何求、陳爾晉、傅申奇（均已另案判處）等人傳遞反動書刊，宣傳反革命主張。支持資助他們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妄圖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廣州市檢察院在1982年的起訴書中，這樣寫道。他成為了絕無僅有的例證──一個香港人被中國政府以反革命罪宣判，而且一判就是十年。
二
劉山青的故事偶然進入我的視野。一個香港人把自己的青春奉獻給中國的民主，而在中國，幾乎沒人聽過他的名字。何止如此，他曾經串聯的朋友，那些先驅式的異議者──何求、陳爾晉、傅申奇，甚至王希哲，幾乎全部被遺忘。
在香港，劉山青已是個活化石式的人物。他的聲譽在1991年12月出獄時達到了頂峰。六四事件驚醒了整個香港，香港人把自己的命運與中國的變化聯系到一起，倘若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不能實現，即將回歸的香港怎麼可能獨善其身？人們也猛然發現，原來有這樣一個港大畢業生，已經以個體之軀預示和承受了這種轉變。
但他從不是人們期待的那種英雄。當他在回到香港，卻對著蜂擁的鏡頭說，他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似乎完全不理會世界已然發生的變化，到處是「歷史已經終結」的感嘆聲，馬克思、列寧也被仍進了歷史的垃圾桶。在短暫的榮耀之後，他又回到了自己本該處的位置──他仍是個邊緣人。隨著時間，這種邊緣化日益顯著。他仍出現在一些示威的隊伍中，報刊仍偶爾訪問他，但沒人真的想知道他的真實想法。
在觀塘的一個再普通不過公屋樓的一個房間，我見到了劉山青。這幢六層的公屋的名字是「長安樓」，它該該建於1970年代，那是香港的進步年代，這個城市逐漸從「難民社會」中心態中擺脫出來，有了同居「獅子山下」下的命運共同體之感。而這樣的名字再好不過的表明了人們的期待──逃離中國那動蕩的歷史，令人嘲諷的是，他們只能在英國人的殖民之城獲得它。
眼前的劉山青頭頂微禿、矮小瘦弱、穿著格子襯衫。他把我們引入這個過分樸素的家中，白色的紋帳、綠罩台燈、小小桌椅、釘在牆上的書架，你很懷疑，這陳設三十年來就從沒變化。為了把這狹小的空間更充分的利用，他用區分出生活空間，他仍和母親一起住。在小小的桌子上，他擺了紅酒杯，一本書正打開。引人注意的是一架鋼琴。
「你聽Philip Glass嗎？」他看到我的表情，「我是前兩年才學的。」然後，他坐了下來，開始彈奏，是電影《The Hour》的主題音樂。鋼琴聲充盈了整個房間，牆壁、地板、白色蚊帳，似乎一切都煥發了詩意。
談話該如何開始呢？去問他獄中經歷嗎，還是再談論他的政治理念，或是對此刻香港政局的看法？我的廣東話與他的普通話都是如此糟糕，以至於在短暫而吃力的嘗試之後，他主動轉換成英文。他多年前在香港大學的訓練派上了用場，雖然不足夠流暢，他足以表達自己。以他40年前在香港大學所受的教育，他足以過上「長安」的生活，他卻選擇成為了反叛者。他的英文、他獨自喝紅酒的習慣，似乎還微妙地殘留了精英主義教育的痕跡。
他說起囚禁在廣州的片段，也說起被釋放後他環游世界時，紐約的朋友特意安排他在脫衣舞池第一排，他卻因為太累而睡著了，他也說起昔日的戰友王希哲與劉國凱……他的表達是碎片的、即興的，有時則突然陷入長時間的沉默，不知是在追尋記憶、詞彙，還是陷入了空白。
但他的興趣顯然不在回憶，更沒有興趣浪漫化自己，他要知道新的觀點、新的知識，他對於我這個來訪者深表好奇。他讀了我的書，似乎期待與我的見面。他把我定義成「新型中國知識分子」，我不知道這緣何而來。或許，他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記憶都來自30年前的民運分子，而我和他們不同。
「你到底要在中國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他一臉嚴肅的問我。我幾乎立刻陷入了尷尬與沉默。這還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直截了當的追問。我多少明白了「革命者」的驅動力，他們對於「個人使命感」深信不疑，為了實現這使命而奉獻自身。
他顯然對我的遲疑深表不滿。我們的談話始終是錯開的，他要傾聽我對中國、對世界的看法，我則希望他多說說香港的轉變。在很大方面，他仍舊保持著昔日的天真，一種令人費解的天真。他仍在堅持梁振英是個好的政治人物──我差點忘記了，他與梁是中學同學，他的成績優異，考上了香港大學，而梁則去了不知名的學校，四十年後，他們站在香港社會的兩極。
劉山青似乎從是個逆潮流的人，不僅在主流社會中，在非主流的群落裡，他也總在邊緣，在成為instant hero後，退到歷史舞台邊緣。但倘若沒有這種「不可理喻」的精神，他是斷然不會去承受這一切，保持著莫名其妙的樂觀，對於未來總保持著希望與憧憬，在將近六十歲時，開始學習彈奏Philip Glass。
在我們的談話快結束時，他的母親推門進來了，對我們微笑。我突然很想知道，多年來，她怎樣看待這個兒子，是意味著無盡的等待與焦慮，還是早已習慣了命運的安排。
三
在這聖誕夜的廣州，我想起了那件安哥拉羊毛底衫。21年前，劉山青要把它帶給民運分子何求的妻子，讓她送給獄中的何求。8個月前的一次逮捕中，他的廣州朋友全都被捕了。他只能去見見他們的家人，也算表示來自香港的支持。
21年過去了。王希哲早已流亡美國，他在舊金山仍舊發表對中國共產黨的批判，不過他的論點卻讓人無法認同，他在為薄熙來的重慶辯護不休。何求據說仍在廣州，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在1991年出獄前，他在監獄裡一直練氣功，說未來的社會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外星人文化。
不知那件安哥拉羊毛衫，被遺棄了何處……比起這個新時代，它的款式一定太落伍了。或許何求說的對吧，這個中國，真的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只有靠外星人來解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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