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UID
- 27236
- 帖子
- 1001
- 主題
- 657
- 精華
- 0
- 積分
- 2324
- 金錢
- 18515
- 閱讀權限
- 50
- 在線時間
- 166 小時
- 註冊時間
- 2012-12-22
- 最後登錄
- 2024-5-3
|
《世界經濟導報》：艱難的突進與擔當
□彭建芬
如果現在到圖書館去翻閱生息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導報》，特別是1986年之前的合訂本，乍看會不太容易理解這份報紙為何會被寫入本書，為何在改革開放三十年新聞史上具有繞不過去的份量？報紙上那些關於經濟改革的報道，在今天看來未免有些平淡，不少大字標題傳達的觀點已經變成人們普遍的共識。
但在1980年，僅僅《世界經濟導報》這個報名已經非同一般：「世界」兩個字，意味著要為封閉三十多年的中國打開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而當時，批判「唯生產力論」的硝煙尚未散去，「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言猶在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遠未成為普遍共識，以「經濟」為報名也是一種「前衛」的擔當。之前，報名中有「經濟」二字的報紙只有兩份：新華社主辦的《經濟參考報》、國家經委主辦的《經濟日報》。《世界經濟導報》是文革以後創辦的第三份以「經濟」冠名的全國性報紙。
這個報名裡，更重要的卻是報社社長、著名經濟學家錢俊瑞所加的「導」字（原定《世界經濟報》）。這是「引導」的「導」，先行一步、引領潮流，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為精英階層而辦，成為《導報》特別強調的辦報宗旨和辦報定位。所以，報社的人稱自己的報紙為「《導報》」，讀者也跟著叫「《導報》」。我們這裡也簡稱為「《導報》」吧。實際上，《導報》經歷和引發的一場場風雲雷暴，都和這個「導」字息息相關……
陽光初放的八十年代
一份報紙的命運總離不開它的時代。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是怎樣的一幅圖景？
十年文革，萬馬齊喑，極左路線橫行，國家和人民飽受創傷，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全國上下痛定思痛，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重要決定：必須撥亂反正，過去那樣的錯誤路線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重新開始，路在何方？鄧小平指出：「摸著石頭過河。」河是一定要過的，石頭要一塊塊摸，國家改革開放的整個政策結構，都要一點一點破舊立新。從頭開始的起點是實行多年的計劃經濟：公有制勞動者占整個社會勞動者的99.96%。 [2] 在農村的經濟組織是人民公社，在城市是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每個人從出生到墳墓，全部由國家安排，個人上學讀書，參加工作，獲取報酬，等等，都由不得自己的努力。一次分配定終身，幹好幹壞一個樣。而城鄉之間是二元世界，嚴格分割，人員不能流動，身份和待遇難以改變。
完全剝奪經濟主體自主性的體制使生產力受到嚴重束縛，號稱先進的生產關系，實際上成了對生產力的反動，結果是生產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在城市，因為供應無法滿足需要，為了使每個人都有起碼的生活物資保證，每個人從一出生，從早到晚都離不開限量供應的票證：糧、油、魚、肉、奶、蛋，甚至糖、煤、布，等等，最缺時連疏菜都要憑票供應。而在農村，農民連城市居民用票證保證的起碼供應都得不到，許多地方的農民連飯都吃不飽。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冒著極大風險，經過千辛萬苦，才剛剛在局部地區推開，仍然飽受爭議。
與經濟禁閉相伴的是精神輿論上更嚴重的禁閉。當時的新聞產品從內容到形式都十分落後。報紙基本上是黨報一統天下，除了《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文匯報》，以及70年代末創辦的《經濟日報》、《經濟參考報》等有限的幾張報紙，缺乏全國性的有影響的報紙。整個內地幾乎絕大部分報紙都是省級以上黨委機關報，只有少數地級市有機關報。報紙一般是四版，只有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等少數報紙是八個版。頭版頭條多數是會議新聞、中央領導人外事活動或工作指導報道，國際新聞放在第三版，最後是文藝副刊版。
報紙的新聞工作一切圍繞黨委的中心工作，新聞只講宣傳性，不講服務性，強調新聞是階級鬥爭工具。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王中五十年代提出新聞是信息傳播工具，結果在1957年成為全國新聞界著名的右派，直到1979年才平反復職，但他的觀點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中期以前，仍然沒有得到行內的普遍接受。新聞媒體的報道手法和版面編排手法都十分單一，也很少開展讀者服務和多種經營。在技術上，仍然使用古老的畢升技術，以鉛做活字一個一個用手工進行排版印刷，圖片就做在電版貼上版面。國人了解外部世界主要渠道僅是一份新華社的四開八版《參考消息》，主要摘引外報外電與我國政府立場較為一致的報道，而且只有幹部才可以訂閱。
在嚴重封閉，一片漆黑的屋子裡，人們對自由與光明的渴望是站在陽光下的人們難以想像的。這個時候，那怕給窗戶打開一條縫，都會帶來歡呼，也會帶來驚恐，就連自由這個字眼本身，都會帶來極大的渴望和嚴重的爭議。《導報》就在歡呼和驚恐中伴隨中國走過了改革開放的最初九年。
輿論開放從報紙體制做起
《導報》的創辦有很強的「民間」色彩：主辦單位是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和上海世界經濟研究所（後來改為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時任上海世經所副所長、曾任《文匯報》副總編輯的欽本立出任《導報》總編輯，報社實行總編輯負責制。報紙草創之初，沒有國家撥款，沒有人員編制，也沒有印刷設備、辦公用房等，只有一個半在職幹部，近十位平均年齡63歲的離退休老人。
《導報》體制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和黨委對其機關報強有力的日常領導和約束不同，學會和研究機構對其主辦報紙的約束是比較松散的，除了辦報宗旨方針，基本上不過問日常運作。1988年，已經擁有過百萬資產的《導報》甚至討論過實行股份制，將報社財產折價由職工分股認購，使其徹底民營化，但最終未果。
除了欽本立外，參與《導報》早期工作的老人還有李鴻禮、陸平、胡塞、鄒若軍、張風、熊永石、朱嘉樹、邵瓊等，他們大部分是老報人，在三四十年代的國統區辦過進步報刊，對國統區民間報紙的運作十分熟悉。由於對新聞規律的堅持、對言論自由的向往，不少人被打成過右派，在政治生活底層掙扎多年。在他們看來，改革開放首先需要開放輿論，開放輿論才能溝通信息、動員人民、挖掘智慧、探求真理。而開放輿論離不開民辦報紙，它會像民辦企業一樣給中國帶來生機。
這些老報人靠自己的人脈向有關單位借錢，借新聞紙，借辦公室，自聘人員，自負盈虧，在淮海中路上海社科院三樓三四間不大的房間裡辦起了《導報》。其中最大一間位於三樓西北角，面向淮海中路，幾乎所有編輯記者甚至看門接電話的阿姨都在這裡辦公。房間兩邊兩排桌子一張張地單獨橫排，而中間的兩排桌子則面對面緊靠在一起豎列，一共四排桌子密密麻麻坐了幾十號人。總編輯欽本立就坐在向著淮海中路窗邊的位置，副總編輯陸平等坐在他旁邊。《導報》多年的傳統──每周召開的編輯部會議，全報社從總編輯到實習生一起平等討論開神仙會，也在這間房裡舉行。
1983年秋,筆者在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念大四，曾到剛成立三年多的《導報》實習。起初，我們三個學生打算到中國新聞社上海分社實習，報到時，見小樓裡的辦公室擠滿桌子，分社的領導就說，我們這裡都沒有實習生坐的地方，還是到別的單位去吧。於是，系裡臨時找到《導報》，欽本立一口就答應了。我們三人來到了這個大辦公室，成為《導報》最早的實習生，這裡沒有我們的桌子，誰不在就坐誰的桌子，都坐滿了就到資料室去坐。
報紙的創辦還得到了知名專家學者陳翰笙、錢俊瑞、宦鄉、許滌新、薛暮橋、於光遠、馬洪、徐雪寒、汪道涵等人的指導和支持。這些人中不少是老資格的領導幹部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們希望爭取適度的輿論開放，利用《導報》這個陣地溝通中國與世界，深入探索價值規律、經濟規律，探索中國如何實現經濟現代化，推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並培育新時代的經濟人才 [3] 。
從世經《導報》到經濟《導報》
1980年4月19日，《世界經濟報》試刊，6月21日正式創刊，改名為《世界經濟導報》，時為雙周報、四開八版，次年改為周報。
1980年6月，《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關於合辦〈世界經濟導報〉的協議》第二條規定：「《世界經濟導報》的編輯方針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及時、准確地報道和評述世界經濟情況和問題，普及世界經濟知識，並適當報道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議的新成就和中外經濟關系的動向。」
以世界經濟內容為主的編輯方針只堅持了三期。8月15日，《導報》第四期頭版頭條發表了《中國現代化建設應符合中國國情──中日著名經濟學家在北京舉行座談會》的報道。這條新聞影響廣泛並具有震撼力，中外經濟學家聯合開會公開討論中國經濟問題，在禁閉多年的中國是不多見的。它告訴人們：我們不僅可以借鑒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也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中國的發展問題可以敞開國門請國外的專家一起來研究。這些中日學者的觀點，對於剛剛開始響應鄧小平號召「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來說，更是摸到了一塊非常重要的「石頭」。
從這篇報道開始，《導報》很快從報道世界經濟的角度給中國改革提供參考，轉為直接向中國的改革開放發言，並逐漸成為中國黨內外改革派知識分子的重要輿論陣地。它的報道重點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形勢發展不斷調整，報道手法則大膽打破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形成的束縛和習慣，直接從三四十年代國統區進步報刊和發達國家及地區媒體中吸取營養，在新時期中國內地報刊中形成了鮮明的特色。
《導報》甫一創辦，就受到市場歡迎。創刊號試銷四萬份。讀者大都為經濟學界人士和經濟、財貿、金融院校師生，部分財經和企業界實際工作幹部，並有相當數量關心國內外經濟形勢的青年。年輕的讀者在團組織生活中朗讀這份報紙，有些熱心讀者甚至義務為《導報》作推銷員。總編輯欽本立在《〈世界經濟導報〉即將創刊一周年》的講話裡歸納了讀者來信、來訪中對《導報》的評價：「1、內容豐富，視野開闊；2、欄目新穎，編排活潑；3、客觀公正，實事求是；4、短小精悍，文風正派。」
從1980年9月13日第七期起，《導報》開始向海外銷售，很快就有駐外使館來函洽訂《導報》，稱其是駐外人員了解國內、國際經濟形勢和動向的「唯一來源」。國外一些敏感的媒體發現了這張報紙後，主動與《導報》建立報刊交換關系，創刊不到一年，就有美國《財富》雜志、美國《新聞周刊》、香港《經濟導報》、《中國企業》等境外報刊與《導報》建立了交換關系 [4] 。
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
從創刊到1985年底，《導報》以經濟報道為主導，伴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一路高歌猛進。其間，以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12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全面開創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為界線，分為前後兩段。前一段是《導報》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報紙本身奠基成型的時期。
1980年9月30日，《導報》第七期分別根據香港報紙消息，大篇幅報道當時的新任總理趙紫陽和經濟學家薛暮橋的談話。趙紫陽向香港記者闡述，要在資本主義取得成就的基礎上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薛暮橋則以著名經濟學家身份到香港透露經濟改革未來的新動向，認為我國社會主義改造過了頭，准備後退，「要建立一種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從國營經濟到個體經濟的多層次經濟結構。」這是改革開放的精髓之一，當時內地尚未有透露。《導報》抓住機遇，打破彼時國內新聞媒體不可直接從境外媒體中轉引消息的規矩，以頭版顯著地位報道。從此《導報》聲名雀起，受到國人注目。
改革開放新時期路向的選擇依據是國情，動員人民擁護改革和參與改革需要讓人民了解國情。從1981年3月21日第21期至10月12日第52期，《導報》連續刊出《中國國情參考資料》，對以往零星的國情信息進行了集中、擴大及深化，並發表了專家、學者和讀者議論國情的文章。這些文章提出，不僅要認識自然性國情，還要認識社會性國情，需要從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趨勢以及國際環境和外來影響等方面，去認識那些會使國情發生變化的潛在條件，這樣才能使經濟決策立足於現實可靠的基礎之上。這些資料和觀點都是十分新穎和豐富的，成為探索發展道路過程中開啟思路、統一思想的重要依據，《中國國情參考資料》的報道也被不少報刊轉載，有些地區和部門還將其輯印成冊。
1982年初，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中央黨刊《紅旗》雜志上發表了關於對外經濟關系問題的重要講話。4月至9月，《導報》先後派員在上海、武漢、福州、廣州、天津、沈陽和大連八個城市組織座談會，邀請當地黨政領導人、學術界知名人士探討全面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對策。這一年，有關這個重大主題的報道占了《導報》全年總篇幅的四分之一，占一版頭條和顯著地位的三分之一，成為當時各報關於對外開放時間最早、規模最大、涉及面最廣、最深的報道，為中央在1984年設立沿海開放城市等一系列重要的開放政策起到了鳴鑼開道、提供決策參考的作用。而抓住中央領導人關於改革開放的具有先導性的思想言論，主動配合，做深做足，擴大影響，正是《導報》當時的辦報特色之一。
《導報》創辦初期便得到迅速發展，它沒有依靠更多市場營銷的手段，而僅僅以內容為吸引，很快就達到每期發行10多萬份，1981年6月21日創刊一周年時，出報38期，累計發行已到300萬份。雖然這個數目和大型日報相比並不算高，但因為《導報》的讀者是社會中最有知識和活力的部分，且具有國際影響，所報道的問題又是中國社會最關時局的問題，經常被有影響的報刊轉載，因此它所產生的影響力是一般具有同樣發行量的綜合性報紙難以企及的。
就在這個時期，《導報》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辦報思想，包括：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鳴鑼開道，為改革開放搖旗吶喊；按照黨的總路線、總方針的要求，力求保持與黨中央高度一致，發揮創造性，把報道辦得有聲有色；把中國看作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僅報道國外經濟，也報道國內經濟；報道中國經濟時著眼於國外，報道國外經濟時著眼於國內；報紙以「民間」面目出現，對海內外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並且提供不同意見給中央和地方領導的宏觀決策參考。
「打擦邊球」 、「民間報紙」與精編策略
人員不多、資金很少的《導報》，創辦伊始即取得長足發展，離不開三件「法寶」的運用：一是 「打擦邊球」的辦報策略；二是「民間報紙」的定位；三是精編報紙。
「打擦邊球」，是欽本立的形像歸納。「擦邊球」原是體育比賽中的術語，意指差點出界，但最終得分的好球。 「打擦邊球」，就是有意識將事情做到可行的極限，從而在競爭中達到最成功的結果。現在這個術語被各行業廣泛借用，用以引伸比喻為成功掌握可行與不可行的臨界界限。而欽本立和他領導的《導報》，是首先在新聞界不斷地成功運用這一策略的國內媒體。《導報》發揮「導」的作用，在報道中體現一定的前瞻性，與運用「打擦邊球」的辦報策略分不開。
前面提及1980年10月經濟學家薛暮橋在香港「中國經濟發展趨勢研討會」總結發言時提出，我國應該建立多層次所有制的經濟結構，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過了頭，需要糾正。當時，私人投資雇七八個工人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還在爭論不休，發表這樣的觀點無疑是一個震動很大的「擦邊球」。但《導報》看准這是中國不久就要走的路，大膽加以發表，並加上了第二副標題「有點資本主義也可以，現在不可能叫它絕種」，醒目，也有衝擊力，使《導報》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最初「打擦邊球」的策略只是《導報》自己在有意識地運用，並沒有對外宣揚。到1988年，這種策略已經行內皆知。1989年2月，欽本立訪問美國，接受美國《紐約時報》記者采訪時說，「打擦邊球」就是在界內把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運用到當時所允許的最大限度。隨後，他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提問時，又進一步解釋：「應當承認，中國新聞界長期存在『輿論一律』的約束，有些限制不盡合理……這有歷史的原因，也與一部份人，特別是一部份政府官員對新聞自由的認識有關。正因為如此，新聞界才有不斷突破框框、突破禁區的任務，才提出了新聞改革和制定新聞法的問題。顯然，這需要時間，需要有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導報》堅持有利於改革與開放的基本原則，把握一個『度』，即把我們的報道把它放到以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把『風險』減到最低程度，同時把握住一個『時機』，即隨著對新聞自由不合理的限制被突破，及時擴大報道的範圍和深度。」
在那個時代，人們一般認為，這個輿論「擦邊球」的邊界是會不斷擴大的，中國的改革形勢會越來越好，社會會越來越開放。人們還很少意識到，改革開放的路會異乎尋常地曲折，形勢有時會難以預料地複雜，「擦邊球」的「邊」不僅會隨發展而擴張，也會因形勢的變化而收縮。及時發現邊界的變化，在滿足讀者需要的同時，規避風險，是媒體重要的生存之道。只是，在形勢激烈變化不定的時刻，這個邊界在哪裡，恐怕就不是容易把握得准確了。
「打擦邊球」在《導報》的實務中還有一個表現，就是打破稿源上的原有規定：一是國家領導人的言論報道不再局限於新華社來稿，如前面提及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香港的談話，就是摘自香港報紙；二是涉外報道不再受限於新華社等傳統官方規定的稿源。只要是境外報刊在真實性和輿論導向上有把握的內容，就大膽摘編。直到九十年代中後期，南方的地方媒體才開始「偷步」摘編外媒稿件，典型的如1997年香港回歸時，由於新華社電訊無法滿足需要，自身采訪又受到各種限制，廣東境內媒體大規模摘編香港報刊，以滿足當地讀者乃至內地讀者的閱讀需要。但在八十年代，經常性地摘編境外報刊，《導報》是先行者。
《導報》之所以大膽「打擦邊球」，當然離不開其「民間報紙」的定位。創辦之初建立的特殊體制，使得《導報》在日後很長一段時間稱自己為「帶民間色彩的報紙」，1988年全國展開政治體制改革討論後，更進一步自稱為「民間報紙」。盡管在當時的條件下，《導報》是上海市一個局級單位，人員納入國家計劃編制，但上級領導部門對《導報》的提法並沒有提出異議，這是出於幾點考慮：一是民間報紙身份有利於開展國際交流，對國內外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同時便於提供某些不同意見供領導部門決策參考；二是《導報》本身是自籌資金，自聘人員，自負盈虧，內部不分幹部級別的特殊體制；三是在八十年代新聞改革中，一個重要觀點是實行多層次的報業結構，打破機關報的一統天下，形成「多種聲音，一個方向」的局面。
《導報》的爭取和上級的寬容，使自身獲得了與當時報業主流機關報不同的寬松空間，更強調獨立自主，發表不同意見。
同時，《導報》是改革開放以後讀者意識覺醒得比較早的內地報紙。當時國內占了報業主體的黨委機關報，大多數還是一心應付上級機關宣傳需要，並不真正關心讀者的需要。《導報》那批繼承了國統區進步報紙經驗的老報人們則不同，他們隨時都在想，報紙怎樣才能讓讀者願讀、愛讀、好讀？他們一改當時各編輯部中普遍存在的簡單、死板，墨守成規，甚至馬虎應付的工作作風，面對稿件，他們根據編輯部對材料獨到的理解，針對形勢和讀者的口胃，大開大合地進行精編再創造。
這些老人非常善於運用豐富多變的編輯手段，並且將其傳給了編輯部的新一輩。他們遠遠不是簡單地使用當時常見的版面、字體、標題三大編輯語言，就稿做稿地展開編輯，而是一切從吸引和方便讀者、從突出報道主題出發，或長文做短，或小稿做大。只要需要，他們會重寫一篇稿件，往往讓原作者讀後大為佩服。在報道一個重大主題時，他們會使用圖表等多種文本形式，集合各種相關資料，包括國內、國外、正反兩方面有關聯的等等，將一個主題的方方面面都做透，無形中使後來的競爭對手幾難超越，只能模仿甚至轉摘。這樣的編輯手法，在九十年代中後期國內一些先進城市的報業競爭中時有運用，但在整個八十年代，其它報紙很少見到，特別是很少被這樣經常地、充分地運用。
至於《導報》的版面，漂亮大方，標題高度概括和富有表現力、衝擊力，更在讀者和同行中有口皆碑。在八十年代中期，《導報》還成為國內報紙中最早在頭版做各版重要內容導讀的報紙，而這種做法開始在國內報紙中普及，已是2000年前後。
在經濟改革中乘風破浪
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全面開創現代化建設新局面，二十世紀末實現經濟「翻兩番」的戰略目標。此時，農村改革成功的浪潮日益猛烈地衝擊著城市，而城市中的國營集體經濟仍然沒有明顯變化。如何提高工人幹部的生產積極性，改變分配機制，增加他們的收入，讓他們有能力去購買豐富起來但也昂貴起來的農副產品和各種消費品，是全體國民迫切希望解決的問題。「破三鐵」（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的呼聲愈益響亮，一些先發展起來的個體戶，如安徽蕪湖經營「傻子瓜子」的年廣久，以其前所未有的生產效率和發家速度，強烈地刺激著人們的眼球。
《導報》作為一家著眼於宏觀問題的報紙，在這一時期，更大量地報道中外專家、學者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論述、見解和建議，以及各個領域的改革探索和措施，從地位到篇幅都超過了版面的50%。雖然世界經濟和世界經濟學的內容仍占了重要分量，但從此經常地退居到第二位。
1990年秋，《導報》已經停刊。在《導報》員工的幫助下，筆者在《導報》辦公室保存的舊資料中，找到了副總編胡塞於1983年寫在一張白紙上的《幾點綱要》：
1、不僅辦成全國性報刊，還一定要辦成國際性報刊，讓世界不能不聽《世界經濟導報》的聲音，為國爭光。
2、一定要有膽識，敢於提出問題，要做到高（度）、精（辟）、尖（銳）。
3、要走出中外報刊的一條新路子。
4、千萬不要著眼於眼前的得失，要高瞻遠矚於將來。暫且不要急於增加發行數量，不要照顧一般讀者，特別是市民讀者。只要維持略有盈余就可以了，要著重聲音，要著重有清醒頭腦的讀者。
胡塞是很有見地的老資格報人，他的見解體現著中國數代報業精英長久以來的夢想，也代表著《導報》當時迅速樹立的雄心壯志。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初步明確，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時代到來了。各種經濟類報刊因時而興，競爭變得十分激烈。總編輯欽本立在年底報社全體大會上提出：「思想應更解放些，膽子應更大些。在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下，報紙的民間色彩應更濃些，要充分發揚《導報》活的特色，闡述問題有見解的特色，在貫徹改革和開放政策上，著重介紹如何開放的國內外經驗與知識，要充分反映中外讀者的各種見解、意見、建議、批評，力爭在推動歷史前進中起些作用。」
著眼於精英讀者，在變革時代推動歷史發展，著重於為社會前導。在此思想指導下，《導報》屢發先聲。
1982年，在宣傳十二大「翻兩番」的戰略目標中，《導報》強調了開放政策與實現翻兩番的意義，並提出要充分發揮沿海城市的作用，敢於和善於利用國外資源和市場應是沿海城市的發展方向。在還有不少人懷疑「辦特區是不是搞殖民地復辟資本主義」的時代，這些觀點無疑是大膽和富有前瞻性的。其代表性文章是1982年11月18日106期的述評《沿海上去了，全國經濟建設可上得更快》。這篇文章的發表比1984年5月中央開放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的決定早了一年半。
1983年上半年，《導報》連續發表《中國的未來屬於改革者》、《改革代表十億人民根本利益》等一組共十篇評論。其後，1984年初，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巡視經濟特區和沿海城市，發表有關改革開放的談話或題詞。是年十月，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導報》的這組報道，把准中央脈搏，前行半拍，顯示了當時報紙為中央開放政策鳴鑼開道的特色。
在經濟改革初期，《導報》所代表的一群改革派知識分子的取向與中央最終做出的決策是基本一致的。雖然當中一再出現波折和反復，《導報》也不斷受到波及，但這也是以「導」為特色的《導報》所難以避免的：既然決心在變革年代發揮「導」的作用，就免不了作為前導者的風險。例如，在1983年秋全國「清除精神污染」中，《導報》受到批評。但這一段基本上是有驚無險，《導報》之船在頭五年乘風破浪，節節向前。
從1985年左右，《導報》確定了一些經常性版面，有「上海經濟」、「國際貿易」、「財政金融」、「經營管理」、「專題經濟」、「地方經濟」、「學術理論」、「自修大學」、「副刊」等。從1982年始，發行量達到每期二十萬份左右的水平。在1985年，因與中央電視台聯合舉辦了《社會經濟統計原理》等電視講座輔導專版，參加電視自修學習的青年人手一份，《導報》的發行量達到巔峰狀態，每期57萬份。
1985年6月，《導報》創刊五周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會。當時，一張報紙的創刊周年活動在人民大會堂舉辦，是十分罕見的。《導報》還出版了國家主席李先念題字的精美紀念專冊。
這個時期，《導報》也逐漸變得人強馬壯。一批在文革中沒有放棄學習、主要靠自學成材的青年學者被招聘進來。文革結束後1977年底開始跨入大學校門的大學生，從1982年起也每年都陸續有人被分配到報社，他們很快就成為報社骨幹，有些人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成為編委會成員，其中包括了朱杏清、範鈞、陳樂波、何凌、陸一等人，他們逐步代替了辦報初期的大部分老報人進行工作。
涉足政治體制改革報道
一個國家的開放改革不可能長期只在經濟方面單頭獨進。其它方面不能協調跟上，導致整個社會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也受到制約，這些問題很快就在實踐中暴露出來。1986年的中國經過七年改革，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人民生活顯著提高，但是也出現部分黨政官員腐敗、社會風氣不好、農村改革停頓、城市改革進展緩慢等問題，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滯後。與此同時，整個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蘇東國家改革以至發生劇變，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冷戰結束。而在八十年代，它們只是表現為改革走在中國的前面。
《導報》人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敏感的一群。面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問題，他們渴望與時俱進，有所作為，保持報紙「導」的作用和地位。形勢的發展和他們的願望直接促成了《導報》進一步擴大報道領域。1985年底籌劃《導報》擴版為16版時（1982年改為12版），明確提出今後的報道以經濟為主，擴大到文化、科學、教育、社會領域，事實上則很快就擴展到了政治、法律等敏感領域。
這一時期的辦報思想也有了進一步發展，除報道領域有了上述擴展，隨著當時的形勢變化，著眼於祖國統一大業，著眼於全方位開放，發揮民間報紙的特殊作用，促進海峽兩岸交流；對黨和政府發揮輿論監督作用；更加強調報紙的民間色彩，並試圖使《導報》從經濟上的自主邁向言論上的自由，成為不受干預或少受干預的「民間報紙」這些思想也得以強化。
1985年2月18日，第229期《導報》一篇《匈牙利在經濟改革中改革政治體制》，介紹了匈牙利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這是國內報紙較早出現的「政治改革」字眼，這是借國外說國內，並且是以經濟改革為依托進行報道的。這顯示了《導報》當時在大膽中的謹慎和策略。
1986年3月，第六屆全國人大舉行第四次會議，討論了趙紫陽總理關於「七五」計劃草案的報告。報告提出，「七五」期間經濟體制實行全面改革，並將涉及到政治、教育、科技等各領域。從此，《導報》版面上有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內容。
7月14日297期頭版頭條發表的「本報述評」《重讀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提出鄧小平的這篇講話是指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這篇述評如同合唱中的領唱，把1986年夏秋政治體制改革的報道引向高潮。
政治體制改革比經濟體制改革更加敏感、複雜，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的老報人們自然對此十分明白。1986年開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報道時，《導報》對此討論得特別多。9月份，編輯部舉行的一次「神仙會」提出：發表探討政治體制改革的報道，有兩點不容許探討，一是黨的領導不容許探討；二是社會主義道路不容許探討。
但是，僅僅明確這兩個前提還是不夠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比經濟改革還要複雜艱巨的系統工程，如何逐步地進行改革？如何在公開討論中掌握分寸和步驟，既能幫助社會不斷突破舊的觀念和體制，又能適當保持社會的平衡與平穩發展？當時全國上下，無論是專家學者，還是絕大多數幹部和普通百姓，對此都可以說心中無數，各種不同觀點也在激烈衝突之中。不過，許多人都覺得，經濟改革需要政治改革配套，只改經濟不改政治是要出大問題的。而經歷了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人們對民主的追求，已如久旱的田地渴望甘霖。很多人心裡都在想，經過了對文革的否定，經過了撥亂反正，最起碼，說真話的自由還是要有的吧？最起碼，在不違反大原則的前提下，要讓人們把對於改革的各種意見都說出來吧？
基於這種樸素的想法，更基於中央改革力量的支持，《導報》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和報道轟轟烈烈地展開，各種聲音，或高或低，或左或右，都在這時一並發出。
1986年8月，《導報》第300期第二版摘要轉載《美洲華僑日報》題為《政治體制改革應以權力多元化為指導原則》的社論。9月15日306期一版報道，紐約有十多個大陸和台灣的學者、學生與《美洲華僑日報》編輯部座談，提出：「加強人民代表大會議會制，以科學觀點看待馬列主義，實現『民主自由化』，是中國政治改革的道路。」當年，《導報》的一些文章還提出了「允許政治反對派存在並且發言」、「改革黨和社會團體之間簡單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使各種社會團體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政治力量」等觀點。1987年初「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這些報道受到批評，《導報》被整頓和做檢查。
1986年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報道也有另一種類型的聲音。如1986年5月26日《導報》第290期關於北京舉行青年學者研討會討論政治改革的報道，提出政治研究應結合當前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生活實際需要，工程化、技術化、操作化、對策化；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保證國家集中調度的能力，並提高調度的水平，是我國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經濟差距的必由之路，在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必須充分考慮這一基本現實，等等。
又如1986年10月第309期發表的瑞士著名東西比較研究經濟學家林德對中國兩黨制問題的意見。林德說，中國的優秀人才大都集中在執政黨內，人為地去建立一個反對黨，對中國的穩定和建設沒有好處，中國目前需要集中精神把經濟搞上去，不應分心過多。還有1986年11月3日第313期第六版美國學者施達為的《政治改革的世界性經驗》。文章一開頭就說，政治改革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不適當的改革會導致動亂，他的許多見解被之後幾年中國和蘇聯東歐政治改革進程中的種種波折所驗證。
「反自由化」中的波折
《導報》的政治體制改革報道雖然在各大報中顯得比較突出，但卻有上層的背景。1986年6月2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裡收權，你有什麼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 [5] 從6月到11月，僅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就可以看到鄧小平強調要開展政治體制改革不下六次之多。
實踐中的試驗也有所展開。1983年至1992年間，改革開放的先行者袁庚領導深圳蛇口工業區管理委員會領導班子，率先進行差額直接選舉制，參選的候選人是由工業區數百名選民票選出來的。為爭取選民的支持，他們要在選民答辯大會上同台PK，發表施政綱領，接受選民質詢。1986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大幅報道了蛇口的前兩屆選舉，稱那裡正在《建設民主的「窗口」》，「把過去單純的行政任命制，改為民主選舉制和聘任制，廢除了領導職務終身制和『鐵交椅』」。這場直選試驗震動了中外，人們普遍以為，這是中國政治體制醞釀大變革的前奏。
但是，形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知識界強烈要求加速政治體制改革，和鄧小平的談話是一致的，但對政治改革的目標、途徑、方式，認識並不完全一致。分歧的焦點是要不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86年，一些人對此公開提出了質疑，其中一個觀點是認為體制改革的關鍵是實行一黨制還是多黨制。11月下旬，地處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區縣人民代表選舉中某些不民主的作法引致學生強烈不滿，引發了一場全國性學潮。1987年1月1日，主張對學潮激進分子冷處理的胡耀邦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全國開始了一場不是運動的「運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導報》與廣州《現代人報》、《深圳青年報》、《深圳工人報》一起在全國被點名批評。
2月中，上海市委宣傳部向《導報》派駐整頓聯絡小組。從1986年12月到1987年上半年，《導報》基本上沒有報道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經濟領域的報道也趨於謹慎。
政治體制改革報道提升影響力
1987年2月，代替胡耀邦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在春節講話中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搞擴大化，不聯系經濟領域。4月，趙紫陽秘書李勇到《導報》北京辦事處看望。5月份起，北京接連傳來加快改革的信息。在此之後，《導報》重提政治體制改革。
1987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十二屆七中全會，隨後召開了十三大。總書記趙紫陽在十三大所作的報告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為所有制改革奠定了基礎。這個理論的實質是既要舉社會主義的旗幟，又要擺脫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約束。
報告還提出了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發揮宣傳工具的輿論監督作用。11月16日，《人民日報》、新華社以《關於黨政分開》為題，發表了趙紫陽在十二屆七中全會預備會上的部分講話。12月初，首都新聞界知名人士座談新時期新聞改革。新華社的電訊稿中，出現了「提高透明度」、「同讀者平等協商對話」、「要有多種聲音」、「要破除新聞高度集中的舊觀念」等字眼。而12月7日369期《導報》的有關報道，更首次在全國報刊中公開報道有關人士討論應有「多層次報業結構」、「民間辦的報紙」等問題，批評了新聞機構的行政機關化，「總編輯負責制」有名無實等。自此，全國新聞界面貌為之一變。1988年之後，《導報》參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報道比1986年更加積極，並對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和1987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進行了批判。
1988年12月26日第423期刊登了經濟學家蘇紹智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十周年討論會上的發言，認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改革十年中兩次大失誤。為此，有關部門指示，各報不得轉載此文，欽本立也為此受到批評。
這一時期，《導報》關於政治改革的報道與經濟結合得比較緊，內容也逐漸增加，從開始時的每期一二個版，增至每期五六個版。而經濟報道由於投注的精力減少，加上其他同類報紙的增加，影響相對減弱。《導報》成為一份「政治經濟《導報》」。
1988年7、8月間，經濟改革遇到了困難和失誤，以取消市場和計劃雙軌制價格為要義的價格改革闖關失敗，物價暴漲，全國各地出現了搶購風。由於政治體制的掣肘，使市場化的改革走上了「權力加市場」的彎路。一些有權力背景的人利用價格雙軌制在數年間大搞「官倒」——倒賣批文，將按國家計劃定價的低價物資倒賣成市場調節的高價，從中盤剝百姓，其中的價差高者以倍數計。面對前所未有的複雜形勢，改革、發展的道路應如何走下去，人們的思想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亂，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日益強烈，社會矛盾處於一觸即發狀態。
這段時間，《導報》進一步獲得國際影響，1988年9月，《導報》打破外事宣傳規定，將1989年5月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華期間將與鄧小平舉行最高級會談的消息提前披露，《導報》駐京記者受到蘇聯駐華大使館約見，隨後進行報道。1989年2月2日，《導報》總編輯欽本立作為中國民間知名人士、唯一的共產黨員，應邀出席美國國會的「全美祈禱早餐會」，其美國之行被《紐約時報》、「美國知音」等美國知名媒體作了顯著報道。欽本立則對當時經常被國內媒體負面評價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時代》周刊做出正面評價，說它們「追求獨立、客觀、公正、真實報道的努力印像深刻」。國際關注使《導報》感到在一定的透明度下，可以獲得更大的自由空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