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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南都評論卅記者李靖雲】2013年2月13日，世界衛生組織的例行公告稱，在英國再次發現了新的冠狀體病毒感染的病例，這種新的冠狀體病毒類似SARS，同樣引起了嚴重的呼吸系統綜合征，全球已經發現了11名病例。中國的各大媒體紛紛作了相關例行報道，而中國醫學界和相關的政府機構也做了相關的警示和布置。在農歷春節之際，這樣的新聞並沒有衝淡喜慶的氣氛。但是如果稍微留意的話，這種冠狀體病毒形似SARS，而SARS在中國有著另一個恐怖的名字，非典型肺炎，就在十年前，它曾經肆虐著中國大地，僅中國內地先後有5327人感染，死亡349人，這是最近30年來中國最大的公共衛生事件。
十年前，它帶給中國大地的是驚懼與恐怖，可以說近代中國還沒有一場疫病有著如此重大的作用，它深刻地改變了這個國家從政治到經濟的各種生態，也深刻地改變了很多人的人生態度。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甚至於在它結束之後的十年，我們也依舊能感受到它強大的威力。法國作家加繆在其不朽的《鼠疫》一書中曾指出，反抗肆無忌憚的瘟神，人類社會才有了一線希望。對於中國人而言，經歷過非典，並且繼續健康地生活是一種幸運，而這種幸運並不是那麼輕松，而是建立在共同的悲愴經驗之後。十年來，國人從驚慌失措中恢復勇氣，耐心與意志，這是一段彌足珍貴的記憶沉澱，需要我們不斷回憶。
政治安全意識下的SARS危機
今天，世衛組織發布新型冠狀體病毒通告之後，中國政府按照慣例做出通告，並且對有過相關地區旅行經歷的人群做出了衛生預警。這熟練並且淡定自若的表現，對於中國政府和世衛組織而言其實都不過是近十年合作的結果。而在十年前，一些地方政府更多的反應是遲鈍，雖然中國1971年就恢復了世衛組織的席位，但更多的是作為一種國家外交行為和國際的醫療交流合作，並沒有與之建立國際衛生和公共醫療安全事務的合作機制。疫病，長期以來被視為國家自己的問題，進而是一個地方的疾患問題，這種狹隘的公共衛生思維，注定了一開始SARS病毒就有了可以肆虐機會。
盡管第一起非典病例於2002年12月被發現，很快就發現其高烈度的傳染性，盡管廣東省衛生廳在2003年的第二天就迅速成立了由臨床與流行病專家組成的最初的專家組，67歲的鐘南山院士被任命為臨床醫療專家組組長。但是這種具體治療的高度重視，事實上考慮的是淡化公共衛生問題。作為烈性傳染病的肺炎，被冠名以非典型，作為一種個體疾病，而非是可能造成重大危機的公共衛生問題來對待。一方面是高度重視，一方面則是高度封鎖，穩定而不要造成恐慌，成了各方追求的目標，對於專業醫生的意見被限制在專業領域，對於公眾產生的疑慮，則是以安撫性報道來處理。
但是不能說官方從一開始就不重視SARS，從開始的舉措看，官方對於患者的治療重視程度是非常之高的。最好的醫療專家親自上陣，許多有經驗的醫生被派往火線，他們帶著救死扶傷的神聖使命，多人因此殉職。事實上，在北京發現SARS患者之後，軍方醫院就開始參與治療，軍隊資源的投入，可見中國官方是非常重視的。只是這種重視更多地體現為治療。
而在另一方面，官方對於疫情公布則是盡量不講，從疫病開始蔓延的1月直到4月，「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成了官方最經常講的話。在北京的軍醫院中已經大量收治SARS患者的時候，時任衛生部部長依舊表示，北京患者不多，只有37人，北京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大家可以放心。一方面加緊治療，另一方面對外安撫，可以非常簡短地概括為「內緊外松」。看起來是兩套邏輯，事實上則是一套辦法，一旦某個事件上升為一個可能導致政治安全的事件，整個事件就會自覺地在「政治掛帥」的默契引導之下。可能造成政治風險的隱患必須要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盡可能悄然無聲地由地方政府、相關部委處理。
公共空間推動疫情信息公開
事實上，如果時間前置20年，官方的這種舉措未必會造成這樣的危機。尚處於半封閉狀態的中國，無論是國內流動還是國際流動都是極少的，封閉環境本身就限制了信息流動和病毒流動。但是2003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25年，也是中國入世第三年，中國已經是一個在市場經濟主導下，高度流動的社會了。對於一個流動的社會而言，雖然官方可以阻礙信息流動，但是無法阻擋病毒流動。特別是在官方極其不願意因為公布信息，造成了恐慌，影響經濟發展的情況下，病毒的傳播有了更好的環境。病人被放入病房，但是病毒則走出醫院，很快走向了全國，迅速傳遍了世界。
忽略這種社會流動顯然是當時社會管理機制在SARS危機中犯的明顯錯誤，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官方並沒有意識到正在形成中的中國公共空間本身的訴求和力量。單位制社會的時代，社會完全附屬於政治。但是對於一個市場經濟化的社會而言，必然會形成某種公共空間。日常經濟生活的變化，造成了社會生活的變革。中國長期的單位制社會瓦解之後，一種類似哈貝馬斯所謂的公共空間開始形成。咖啡館和酒吧的出現，必然帶來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圈子。股市和互聯網的出現，帶來新的社會話題和新的交往模式。更為重要的是社會的討論話題和話題形成的方式也在發生變化，安全感、滿足感和基本需求的定義已經不再單一可控，而是帶有某種能動性。這樣的社會之中，「公共」成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比及一般的政治生活，公共生活有著更為直接的利益訴求，涉及範圍更廣。公共生活之中的人，對於自己的利益所在清楚明白，一旦形成共同利益訴求，也更堅決明快。政府可能會壟斷信息，但是無法壟斷議題，政府可以影響議題的形成，但無法設計一切議題的形成。當政治遭遇公共的時候，顧大局，講原則的正當性被輕而易舉地解構了。再沒有什麼比公眾的健康更為重大的事情了，再也沒有比社會安全更為關鍵的議題了。於是民眾自己開始行動起來了。
我們可以發現，SARS危機時期，最早推動信息公開恰恰是非官方的公共空間的討論。正是醫務人員在網絡發布自己的一手消息，才引起了信息的雪崩。消息的披露者並不是以自己的職務身份來考慮自己的言行，而是以公民身份來考慮的，這其實是最典型的公共領域交往運用。這種根本的變化被官方所承認，以此為契機，在最高決策層的親自推動下，信息開始有了全面披露。一切都以2003年4月20日國務院正式召開非典疫情新聞發布會為分水嶺，信息不斷的披露和有效的防疫措施的展開，徹底改變了疫病蔓延難以控制的趨勢。這確實帶來了某種恐慌，但是並沒有出現什麼嚴重的政治後果。對於公眾而言，公共安全的維護始終是第一位的，既沒有所謂的騷亂和盲動，也沒有過激的反應，有的只是對於信息的接受和對臨時的防疫措施的配合。這實際反映了公共場域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有序性，因為話題本身是有交往程序形成的，故而行動目的性非常明確。正是有了對信息的了解，才有了對官方采取的強制措施的理解和配合，從而鼓勵官方能夠采取更為有效的防疫措施。可以說，正是因為公共領域的話題推動和公共社會對於防疫的配合，才有了抗擊非典的勝利。
作為這一過程的直接產物，廣州市出台了《政府政務信息公開法》，第一次有法律規範承認並保護公民的知情權，各地開始設立相應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到了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開始實施，保證公民知情權至少在國家法律和行政制度上有了規範安排。我們可以視之為非典的正面結果，但是這更是非典的慘痛代價的一個收獲。
公共衛生訴求與救助的興起
如果說信息及時披露機制的形成是SARS危機意外收獲的話，公共衛生被空前重視則是必然的收獲，成為了一個公共領域的問題。長期以來，中國的醫療衛生被作為采用國家事業的形式來處理，興建醫院，建立醫療體系，乃至於醫務人員的培養都是作為一種國家事業建設的內容，再通過單位制對接到具體的人。此種嚴格科層化的醫療體系，導致了醫療資源嚴重失衡，行政層級越高的，獲取醫療資源就越容易。即或官方曾采取極端的手段，醫療要面向工農兵，下到農村去，短時間確實取得一定成績。但是醫療的根本屬性並沒有變化，並不是公共衛生，依舊是國家事業。當極端手段結束之後，龐大的官僚行政體系迅速恢復了醫療衛生體系的行政化，科層化的醫療體系再度恢復。
SARS疫情的流行，正好打中了中國醫療衛生的軟肋，老化的醫療服務對突發的醫療危機應對不足，對於烈性傳染病的防控缺乏技術和經驗。種種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公共醫療投入嚴重不足。從具體數據來看改革開放初期，政府預算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為36%，本來就不高；到1990年，下降到25%；到2000年，下降到14.9%。這意味著，在20年時間裡，政府預算衛生支出比重平均以每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下降。而這些不多的政府資源並未放在公共醫療上。突然的危機總是可以度過，但是歷史的欠債總是要還的。SARS疫情過後，對於中國公眾而言，健康作為一種基本權利被廣泛接受。如何保證日常的衛生健康安全，已經是一個要迫在眉睫的問題了。所謂的公共醫療衛生是指通過有組織的社會努力預防疾病、延長生命、促進健康的科學和技術。對於中國人而言，實際就是不再是通過單位制的對口醫療，而是不管在哪裡都能獲得及時的醫療救助，這是一個流動社會的本能要求。這就要求醫療體系從行政的金字塔狀轉變為網格化，真正以公共服務為核心內容。2003年終於成為歷史的分水嶺，中國醫療體系改革開始真正以公共醫療服務為核心開始艱難的改革，當年各級政府一共在公共衛生事業上投入1116.9億元，直到2006年，每年增加100%，衛生投入從「重治療」也開始調整為「重預防」。同時全社會的公共醫療救助也開始興起，各種醫療救助NGO層出不窮，相關的環境問題，國際交流問題被高度重視起來，不再作為政治安全的問題，而是成了一個具體的醫療問題，被廣泛討論。雖然比較OECD(經合組織)國家和一般發展中國家，中國公共衛生體系依舊脆弱，社會衛生組織依舊不夠發達，但是有了這樣一個轉折之後，至少有方向，對於未來的中國而言，這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國際通稱SARS，還是中國人熟悉的非典，疫情危機總歸已經過去了。歸來的總歸是淡漠和平靜，《鼠疫》中人們歡呼和慶祝和正是平靜的回歸，2003年7月非典疫情警報最後解除的時候，中國人想必和加繆筆下的法國小城的人們有著同樣的心情。只是，這場疫病所帶來的改變，當時的我們還沒來得及體會，十年間，我們始終都在感悟。正如加繆所說，每個人其實疫病患者，如果沒有與之戰鬥的勇氣，那麼必然會被瘟神帶走。對於中國而言，正是因為公共社會的出現，導致了疫病的流行，也同樣是因為公共社會的自我完善和不懈鬥爭，戰勝了疫病，這可能是十年之前帶給中國最大的變化，而且也是我們十年來所希望維護的最大成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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