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糾結的時代 說書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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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結的時代 《一九四九以後》 主編：王德威、陳思和、許子東 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10年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對留在中國大陸的許多知識份子來說，這是一個分水嶺：期盼許久的新時代終於來臨，興奮心情才剛起，緊接而來的各類政治運動旋即讓他們陷入痛苦，固有的價値觀似和新時代格格不入，面對艱苦、扭曲的轉變。 書櫃擱了幾本以這段時期為時間點的圖書：歷史學家楊奎松的《忍不住的“關懷”》、學者陳徒手的《故國人民有所思》，王德威、陳思和、許子東主編的《一九四九以後》等。前兩本書以一九四九年前後，中國知識份子在政治運動中的遭遇和轉變為硏究範圍；《一九四九以後》則是二○○九年在香港舉行“當代文學六十年”國際硏討會的論文集。 “如果‘現代’指的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到一九四九年國共分裂的三十年，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即成為‘當代’的開端。倏忽六十年過去，‘當代’的跨度不斷延伸，不但超過‘現代’，甚至儼然要成為天長地久的‘歷史’了。這樣的文學史觀反映了六十年政治實踐和文化託喩的密切互動，以及時間如何被操作、詮釋，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慾望結晶。” “中國的‘當代’文學如此長壽，也就不妨視為歷史命名術的又一範例。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從這一範例裏反思文學和歷史的細密糾結……” “當代文學六十年”國際硏討會發起人之一、學者王德威在編者前言裏指出，中國“當代”文學和政治密切互動，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出現嶄新的‘社會主義文學’，文人身份與幹部體制、作家組織與國家機器關係複雜。” 在這種大環境裏，文學創作者和其他知識份子一樣，面對艱苦、扭曲的轉變，所承受痛苦甚至有過之。書中收了學者錢理群的硏究文章《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沈從文》。兼“鄕下人”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雙重立場和身份的沈從文，在這種大時代，“有種典型意義”。 新中國成立前數月，沈從文曾以剃刀劃破頸部及雙腕動脈，喝下煤油圖雙料自殺，此事哄動文壇。文人自殺是易代之際的典型現象，“今日已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兩個時代，兩種文化在那裏競爭……孕育於舊文化裏的人，流連過去，懷疑未來……無法解決這種矛盾……無可奈何，只好毀滅自已……”沈從文曾言：“在這個歷史、時代的大轉折時期，每個人都必然要捲入政治中，作出自己的選擇。” 若說自殺是沈從文承受政治壓力、家庭危機，以及易代之際知識份子游離孤立後所作舉動，那麼自殺被救後，默然歸隊的沈從文“怎樣找到自己的生命和‘新社會’的契合點，作為聯結的通道？也就是說，他如何‘適應’新的社會，又‘堅守’自己的基本立場，從而形成了他的‘新思想’？”，錢理群從沈從文的“新愛國主義”思想、“新人民”觀、“新唯物論”，剝洋蔥般一層一層解剖不論如何努力適應後仍處生存困境，永遠無法擺脫焦慮的沈從文。在此，讀者看到的不止是沈從文。 被體制拒絕、排斥的沈從文，經歷糾結後，“幾乎是並不費力地就找到了生命的新的支撑點”，衆所周知，那就是文物硏究，他“從‘傳統’和‘民間’、‘土地’和‘人民’那裏找到了生命依歸”，“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最終完成了他的‘文學家’的形象”。 相對當時被政治旋渦呑噬的知識份子，沈從文終究還是較幸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