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新聞] 加速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當前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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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財新網卅特約作者 岳慶平 《民主與科學》2012年第6期】2012年11月14日黨的十八大閉幕至今30多天，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34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63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專制統治至今101年，1840年鴉片戰爭啟動中國社會轉型至今172年。面對黨的十八大發出的深化改革開放新的宣言書和新的動員令，面對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的中國改革形勢，面對啟動近200年的中國社會轉型，面對浩浩蕩蕩的世界改革潮流，我們能否大力解放思想，深化改革開放？能否有效凝聚力量，切實攻堅克難？能否真正實事求是，堅持求真務實？能否順應世界潮流，保持與時俱進？能否抓住戰略機遇，確實大有作為？能否代表人民利益，實現民族復興？能否具有遠見卓識，科學運籌帷幄？能否勇擔歷史重任，不計個人毀譽？已經越來越聚焦到我們能否以更大魄力、更強決心、更多智慧和更寬視野不失時機加速政治體制改革，並以此引領、帶動、推進和深化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重要領域的深層次改革上。換個角度也可以說，得時無怠，時不再來，不失時機加速政治體制改革已經越來越明顯地成為中國當前唯一出路。

        一、不失時機加速政治體制改革

        不失時機加速政治體制改革需要回顧反思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轉型。自1840年啟動的由專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由愚昧到科學、由封閉到開放、由貧弱到富強的中國社會轉型是極其艱難曲折的，無數仁人志士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奮鬥，許多革命先烈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林則徐被譽為「中國近代史上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在艱辛探索中提出：「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李鴻章提出：「自秦政變法而敗亡，後世人君遂以守法為心傳；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後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為兢兢，即敗亡滅絕而不悔。天耶，人耶！惡得而知其故耶？」王韜提出：「所謂變者，在我而已，非我不變而彼強我以必變也。彼使我變，利為彼得，我自欲變，權為我操。」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戰爭一舉摧毀了當時中國50多年經濟改革開放的成果，這給全國上下以極大震動，某些仁人志士清醒認識到，只實行經濟改革開放不行，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君主立憲制度。而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本小國以立憲而勝，俄國大國以專制而敗，又給全國上下以更大震動。前者使戊戌變法應運而生，後者使清末預備立憲加快步伐。康有為提出：「現萬國之勢，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譚嗣同提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定國是詔」，宣布變法。1906年9月，清政府頒布《宣示預備立憲諭》。1908年8月，清政府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孫中山提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還具體設計了軍政、訓政、憲政的三階段政治路線圖。毛澤東同志在表示中國共產黨能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新路是民主時說：「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鄧小平同志提出：「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我們現在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和習近平同志都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政治學家鄒讜先生提出：「中國在20世紀中重建政治社會有兩個衝突的做法或構想：一個是重建權力集中的強有力的政治權力，統一中國，維持政治社會穩定，占領控制社會與經濟的領域；另一個是發展與動員人民的精力、才能與創造力。結果是第一個做法構想壓倒第二個，有如救亡壓倒了啟蒙。」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將中國近現代的社會轉型名之為「歷史三峽」，認為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驚濤駭浪的」三峽，大致「要歷時兩百年，自1840年開始，我們能在2040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過不盡了。」

        不失時機加速政治體制改革需要貫徹落實鄧小平同志「8.18」講話和黨的十三大到十八大精神。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指出「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如不認真改革，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我們就要嚴重地脫離廣大群眾。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像，權力過分集中現像，家長制現像，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像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像。」黨的十二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黨的十三大報告在此基礎上，用長達7700多字的篇幅對政治體制改革進行系統論述，提出很多真知灼見。如我國「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體的領導制度、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著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現為權力過分集中，官僚主義嚴重，封建主義影響遠未肅清。」「只有改善黨的領導制度、領導方式和領導作風，才能加強黨的領導作用。」我很懷念20世紀80年代那個中華民族充滿蓬勃生機和創造活力的年代，當時上層領導高瞻遠矚，運籌帷幄，下層民眾凝心聚力，人氣順暢，全國上下密切合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少說空話，多幹實事，有智有勇並卓有成效推進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內的一系列改革。同時我很遺憾20世紀80年代末以後政治體制改革放慢，我們錯失很多改革機遇。例如，理順黨政關系、人大制度改革、司法體制改革、政府大部門制、肅清封建殘餘、嚴厲整頓吏治、嚴懲權錢交易、官員財產公開、限制幹部特權、控制「三公消費」、制約一把手權力、擴大差額選舉和直接選舉等具體制度如果早些實施，而不是不負責任地「擊鼓傳花」而使問題積重難返，我們今天絕不至於如此被動和尷尬。當前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的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們再也不能錯失改革機遇，再也不能不負責任地「擊鼓傳花」而使問題更加積重難返，從而使子孫後代更加被動和尷尬。有人提出，以前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留下了陷阱和障礙，造成了更大的麻煩和後遺症。現在看風險很高、難度很大的改革，往往也是價值很高、意義很大的改革。這種改革不敢動，造成的不利後果比搞這種改革帶來的風險還要大。黨的十四大到十七大報告都有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還強調了三個「更加注重」和七項重要任務。

        不失時機加速政治體制改革需要借鑒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和教訓。其中不僅包括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而且包括成功的教訓和失敗的經驗。因為改革不論成敗都存在兩面性，都有經驗和教訓，都有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正像我們不能僅以成敗論人物一樣，我們也不能僅以成敗論改革。具體而言，商鞅變法、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清末預備立憲、台灣政治體制改革、古希腊梭倫改革、日本明治維新、美國羅斯福新政以及印度、新加坡、墨西哥、蘇聯、東歐各國、越南、不丹、緬甸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和教訓，尤其值得我們認真借鑒和積極吸取。例如，許多論者將蘇聯解體和蘇共滅亡主要歸罪於戈爾巴喬夫，其實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思想中也有不少合理因素。而當今俄國民意也比較認同戈爾巴喬夫通過和平轉型帶給他們的進步，沒有人願意再回到原來的政治體制。蘇聯解體和蘇共滅亡的重要原因，無疑更應包括斯大林時期形成的落後政治體制和勃列日涅夫18年執政期間政治體制改革的緩慢和停滯。有人認為勃列日涅夫時期所謂「蘇聯歷史上最穩妥的政治體制改革」，實質上「是以停滯和聚集危機因素並走近衰亡為主要特征的」，「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蘇聯走向衰亡的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時期」，「它為以後蘇聯的解體準備了條件。」面對蘇聯解體和蘇共滅亡，有人想到托克維爾在19世紀對20世紀兩個偉大民族的預言及闡釋：美利堅人將依賴農夫的鋤頭與一切禁錮鬥爭，而俄羅斯人將仰仗戰士的利劍與整個人類鬥爭。至今隨著諸多歷史謎底被相繼揭開，有人在敬佩托克維爾睿智的同時，又震懾於歷史的強大解構力量：「曾經的豪言壯語和美好夢境的背後，何嘗不是扭曲的理性壓倒人類價值所導致的殘暴與滅絕人性?建築於人性和自由基礎上的包容與寬讓就理應被國家的強大與輝煌所取代?」

        不失時機加速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研究制定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這也是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十二五規劃建議」所強調的「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政治體制改革的長期目標是民主化和法治化，即高度民主和高度法治，這與中央強調的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是一致的，與有人強調的實現當前中國最大公約數的優質民主是一致的，與自1840年啟動的由專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的政治轉型也是一致的。正像有人所說：要想實現真正的長治久安，只能通過民主法治的方式，中華民族的振興也只能依靠民主法治。經濟發展了，如果民主法治跟不上，社會只會更加不公平，更加不穩定。沒有民主法治的經濟繁榮不可能持續，沒有民主法治的大國不可能強盛。政治體制改革的短期目標是制度化和具體化，即首先針對目前存在的若干突出問題，在解決問題的具體制度上盡快取得實質突破。當前應在深入研究、周密論證的基礎上，盡快科學制定兩個不同時段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一是配合建黨100周年時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制定一個2013年到2020年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二是配合建國100周年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鬥目標，制定一個2013年到2049年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在兩個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都應包括非常明確、清晰、具體的長短期目標、分步實施要求和時間表，以便更加注重政治體制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以及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的辨證統一，以便將局部的階段性政治體制改革納入加強頂層設計的前提下進行，將加強頂層設計放在局部的階段性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上謀劃。並有效防止「浮萍式政治體制改革」、「碎片化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單兵突進改革和地方試點改革陷入孤島困境而被大環境熔解，同時將不損害任何人利益並流於四平八穩空洞口號的抽像「審美目標」同損害部分人既得利益並可操作可量化的具體「改革目標」結合起來。第一個方案某些內容的明確、清晰、具體程度，可適當參照清末《九年預備立憲逐年推行籌備事宜清單》。如果說自1840年啟動中國社會轉型至今已近200年，而當今中國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世界處於浩浩蕩蕩的民主化改革潮流中，我們還以各種理由不願或不敢大有作為和民主化改革，不願或不敢制定包括明確、清晰、具體的長短期目標、分步實施要求和時間表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我們怎能真正對得起歷史和未來，怎能真正對得起人民和民族！應盡快成立超越各種利益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機構或研討小組，盡快重新成立掛靠中央黨校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以便廣泛調動和更好整合全黨全國智慧和力量深入研究、周密論證和科學制定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也可考慮召開一次中央全會專題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還可考慮在一定範圍進行如何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思想大討論，或者進行政治實踐是檢驗政治真理標準的思想大討論，以便更好聚合政治體制各項重要改革協調推進的正能量。

        不失時機加速政治體制改革需要在解決以下九方面突出問題的具體制度上盡快取得實質突破。「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這九方面的實質突破可通過建立政治體制改革特區或在一些地方搞政治體制改革試點來扎扎實實率先實現。

        一是黨、政府、人大的關系。理順三者關系至關重要，核心是黨的領導如何在政府、人大體現和改善。黨的十三大報告把黨政分開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試圖從根本上解決「長期形成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認為「這個問題不解決，黨的領導無法真正加強，其他改革措施也難以順利實施。」當時也有人提出，黨與政府職能分開不是關鍵，黨與人大職能分開才是關鍵。十三大報告指出：「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加大人大改革的力度，如優化代表結構、擴大直接選舉、引入競爭機制、建立公開透明立法博弈機制、增設憲法委員會或憲法法院等。

        二是黨內民主。確保黨員各項民主權利，真正落實「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黨代會、黨委、紀委各負其責，推廣黨代會常任制，探索紀委垂直領導並監督同級黨委，探索正常競爭和更多競爭，擴大差額選舉和直接選舉。黨內民主從領導幹部特別是中央領導幹部做起，以中央黨內民主帶動地方黨內民主，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以由上到下民主帶動由下到上民主，形成中央與地方、黨內與黨外、由上到下與由下到上良性互動的局面。而標榜和追求選舉「全票」不利於推進黨內民主。

        三是協商民主。協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選舉民主的重要補充和完善。建立健全社會協商對話機制，注重談判、協商、妥協、平等、合作精神，及時、暢通、準確地做到下情上達，上情下達，彼此溝通，互相理解，尊重社會多元利益訴求和參與協商各利益群體意見，發揮協商民主在化解社會衝突和矛盾中的作用。推進協商民主平等、自由、公開、透明、廣泛、多層、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法治化發展，統籌兼顧政治協商與社會協商、精英協商與大眾協商、高層協商與基層協商。避免協商民主長期脫離競爭性民主框架而獨立存在，避免某參與主體利益優先於其他參與主體利益，也避免強勢力量利用協商形式和暗箱操作在多元衝突中掌控協商民主和漠視社會共識。

        四是基層民主。加強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建設，落實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尊重群眾和基層的實踐和積累，鼓勵群眾和基層的大膽試驗和大膽突破，發揮群眾和基層的首創精神和改革智慧。擴大基層群眾政治選擇的範圍，制定和完善保障基層群眾享有更多更實民主權利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推動城鄉在發展基層民主上的相互促進和共同進步，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一些重要改革通過基層民主試驗逐步向高層民主推進。

        五是權力制衡。無制衡的權力腐蝕人心，易被濫用和滋生腐敗、偽善。制約「權力過分集中」、「權力過度膨脹」和「權力加速腐敗」，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約、相互協調並形成可閉合的制衡關系，確保人民監督權力和權力運行公開化、規範化。由點到面、由新到老、由易到難、由上到下推進官員財產公開，官員如申報財產不實一律先停職再調查處理。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等，以依法治黨帶動依法治國。在長期正人心、敦風俗的同時，也通過法治和制度鏟除權力腐敗現像產生的土壤和條件，改變有些監督者不受監督和有些監督不僅不能限制權力反而被權力利用的狀況。

        六是權利保障。在改善民生的同時完善民主，將還利於民的經濟改革與還權於民的政治改革結合起來，保證人民真正當家做主。以制度和法規切實保障和認真實施憲法規定的公民各項民主權利，嚴禁任何人以任何利益收買和交換公民民主權利，在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由此向自由、平等、公平、競爭的選舉民主逐漸過渡。通過法團主義或合作主義發展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組織，保障公民社會組織的各項權利，發揮公民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在社會治理上形成官民互動和共治的良好格局。

        七是司法體制。理順政法委、公安部門、法院、檢察院的關系，探索黨的領導與司法獨立有機統一，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減少法院在人事與財政上的行政依附。堅持審判公開、判決公開並提高判決書的說理質量，消除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司法腐敗現像。依法嚴懲貪腐以使官員畏懼而不敢貪腐，改變貪腐行為都是事後追究甚至很多盤根錯節的貪腐行為未受追究的局面，使司法確實起到社會公平正義最終保障的作用。

        八是行政體制。在轉變職能、理順關系、優化結構、提高效能的基礎上實行大部門制，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推進公共財政預算改革，嚴控「三公消費」，落實政務公開有關條例。政府進一步向市場、社會轉移權力，更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和社會力量參與的作用，形成政府、市場、社會三維互動格局，改變政府萬能、「跑部錢進」、權力利益化、利益政策化局面。

        九是幹部制度。根據誰產生權力、權力就對誰負責的政治學公理，擴大公推直選、直推直選的範圍，加強民意、競爭和制度在幹部選任中的作用。消除買官賣官等吏治敗壞、假大空套等八股官話和不少幹部對上級像奴才般卑賤而對下級像皇帝般跋扈的官本位現像，扭轉目前官場墮落帶動全社會墮落的傾向，改變大量幹部違法收入和灰色收入太多而經不起廉政調查的狀況，限制幹部特別是副部級以上幹部的各種特權和超標待遇，遏制某些高級幹部及其親屬子女特殊化的不斷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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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體制改革需要攻堅克難

        在中國已進入全面改革階段的當前，究竟什麼樣的政治體制改革最適合中國？什麼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真正有效的實質突破？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和教訓有哪些？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展是否緩慢和需要加速？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如何前承經濟發展而後啟文化繁榮？這類涉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非、真假、得失、進退和承啟的問題，我們每位真正思考和認真研究政治的人無疑都有自己的清醒認識和理性評判，也都有權運用各種方式真實或違心表達，或者永遠埋在心裡而不表達。當然，不同的人出於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目的，也常會見仁見智，眾說紛紜，甚至爭論不休，怒目相向。但中外歷史和現實都雄辯地證明，這類評判絕不能僅由少數當局者當時做出，而必須主要由廣大民眾、旁觀者和歷史做出。因為一般而言，少數人的眼光有時是模糊和短淺的，而廣大民眾的眼睛是雪亮和長遠的；當局者的評判有時是迷糊的，而旁觀者的評判是清醒的；當時的評判有時是功利的，而歷史的評判是公正的。中外歷史和現實也都雄辯地證明，無視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拒不進行甚至完全背離民主化和法治化改革的當政者盡管很多，其中有些還會驕奢淫逸和得意忘形於一時或一生，但最終幾乎無一例外都被世界潮流和廣大民眾所徹底拋棄，並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需要指出的是，知識分子不是權力和利益的附庸，而是社會的良知和正義的守護神，知識分子在推進順應時代和民意的政治體制改革時，不必過多在意自己意見能否被決策者採納和重視，而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百折不撓，九死未悔，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應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社會責任感、高尚道義感、堅韌不拔意志和執著奮鬥精神。所以我很鄙視現在那些受狹隘目的和權力利益驅動而對上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違心表達自己評判的知識分子，但願他們若干年後重新回顧和審視自己今天的觀點時能有良心發現，能因自己曾經像政客般利令智昏、口是心非和睜眼瞎說，而在內心深感羞恥、慚愧、懺悔、遺憾和自責。還需要指出的是，當我們今天為提出某些雖已滯後於時代和民意卻還屬正確的改革理念、發展承諾和善政舉措而沾沾自喜和津津樂道時，其實我們也應為若干年前未能及時順應時代和民意提出這些正確的改革理念、發展承諾和善政舉措，或者為若干年前提出的某些正確改革理念、發展承諾和善政舉措後來體現為語言腐敗或者化為烏有而深深自責和誠懇認錯。同時為了避免不斷重蹈覆轍，我們還應下大氣力盡快健全和完善能夠及時順應時代和民意提出正確改革理念、發展承諾和善政舉措，並有效避免其今後體現為語言腐敗或者化為烏有的一系列體制機制。這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成就巨大，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也取得了新進步。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責任重於泰山，事業任重道遠」。中國目前面臨的風險挑戰前所未有，包括「重慶教訓」、官商勾結、道德失範、社會不公、貧富差距拉大、生態環境惡化在內的問題矛盾觸目驚心。尤其在短信、微博、微信等移動自媒體盛行的現代社會，這些風險挑戰和問題矛盾越拖延越不改革則越大。簡單說來，就是中國目前不改革的風險明顯大於改革的風險。當前不僅改革與災禍、改革與危機在賽跑，而且改革與革命、改革與戰爭也在賽跑。盡管從理論層面說，鑒於當前全面改革中的每項改革都對其他改革產生重要影響，並都需要其他改革協同配合，不失時機加速政治體制改革並以此引領、帶動、推進和深化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重要領域的深層次改革是中國當前唯一出路，所以改革無論與什麼賽跑，都必須保證跑在前面，否則條條都是不折不扣的死路！但從實際情況看，由於經濟上的高速增長掩蓋了政治上的某些問題，所以政治體制改革近年來總體進展不快，是「穩妥」有餘而「積極」不足，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重要領域的深層次改革放慢的現像比較明顯，各項改革相互促進、良性互動、整體推進、重點突破並形成推進改革開放強大合力的局面尚未出現。

        很多人認定當前領導者在政治領域真正關注的是穩定和權威而不是改革和民主，所以對目前政治體制改革取得真正有效的實質突破缺乏信心，對中國未來30年真正實行優質民主的前景比較悲觀。人民日報《寧要微詞不要危機》一文指出：「縱觀世界一些大黨大國的衰落，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補補的機巧，沒有大刀闊斧的魄力，最終因改革停滯而走入死胡同。」有人認為，既得利益的存在已成為侵蝕改革共識的一把利器，因為它在造就更保守的政治精英的同時，也把社會逼向激進。在保守的政治精英與激進化的社會構成的「雙重夾板」下，要求進一步改革的呼聲似乎「理不直，氣不壯」，這或許正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有人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有魄力和領導力真正推動，打破僵局，給出信心，收拾人心。而目前有時僅停留在「積極」、「穩妥」、「推進」、「深化」、「完善」等沒有任何硬性約束和量化指標的表述上，這是極為可怕的。有人認為，沒有危機無壓力改革，有了危機又害怕改革，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面臨的兩難困境。有人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像「溫水煮青蛙」，水溫不高時誰都覺得舒服而不願跳出，但等水溫高而清醒過來想跳出時已無出路。也有人認為，超大規模國家的民主化魔咒是「霸權鐵律」，因為反對民主化的帝國作用力太強，常常把民主化的動力和推動力化解於無形。在單中心治理的條件下，「霸權鐵律」無解。只要國家規模擴大，專制一定會加強，自由一定會減少。

        毫無疑問，與倒退和前進相比，當前處於社會轉型期間的體制機制環境最有利於權力與資本的勾結，最有利於既得利益的最大化。就像有人所雲：「改革了這體制，我們怎麼以權力尋租？」「改革了這體制，我們怎麼當億萬富翁？」所以既得利益集團既不想倒退而資本受限，也不願前進而權力受限，必定會一如既往甚至變本加厲調動所有政治經濟資源，最大限度運用一切合法非法手段，以各種冠冕堂皇卻又自欺欺人的理由，極力阻止涉及權力和利益調整的政治體制改革，以使當前的體制機制環境盡可能長久地持續或固化。從當前某些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不足是對既得利益集團過分讓步的角度，可以說當前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強大阻力除了思想觀念禁錮外，主要來自既得利益集團。因此，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有人提出，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和維護社會的政治穩定之間存在一種巨大的張力，它對黨和政府形成了嚴重的壓力。只有通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提高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變「以堵為主」的靜態穩定為「以疏為主」的動態穩定，才能徹底緩解這種張力和壓力。有人提出，當今中國的權力和利益結構與其說已經固化，不如說正在急劇的演化之中，再加上信息潮流的轉變，已為社會治理體系的改革和轉型提供了動力和空間。也有人提出，在一個以漸進式改革實現社會轉型的國家中，陷入轉型陷阱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當人們大講改革要漸進、不能急時，往往就是不想改革。其實，改革中實質性問題不是激進還是漸進，而是要不要對一些實質性問題進行改革。中國改革有時需要驚險一躍，只有走出「糾錯困境」和「飾錯依賴」，才能避免在轉型陷阱中越陷越深。

        一般而言，在當前這樣一個利益博弈和過分「逐利」的時期，真正願為政治體制改革勇敢擔當、奉獻犧牲、既「坐而論」又「起而行」和真正「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或「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都勇往直前者會越來越少，而所謂「看透一切的犬儒主義者」、急功近利或趨利避害的「高智商的精致利己主義」者和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知多行少」、「說多做少」甚至「知而不行」、「說而不做」的現像會越來越多。所以，如果今後我們仍不深刻反思慘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的「十年浩劫」和「無產階級專政下改革開放 」的「重慶教訓」，我們仍不以實際行動積極回應廣大人民群眾對深化改革開放的強烈呼聲和殷切期待，改革魄力和領導力不能真正展現，改革共識和合力不能真正凝聚，則不論政治體制改革的正確口號喊得多麼響亮，也不論政治體制改革的表面文章寫得多麼漂亮，中國都很難出現真正不失時機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真實局面。中國最可能出現的真實局面就是政治體制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團扭曲或劫持而長期小修小補和不進不退，就是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重要領域的深層次改革長期難以有效突破和協調推進。有人認為這與法國大革命前夕、清末預備立憲前期、波蘭和東德等東歐國家劇變之前、蘇聯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的情況有點相像。長此以往，一旦經濟發展緩慢、社會氣氛惡化、危機因素累積或出現天災、人禍、外患，則由民間主導的推倒重來、打到一切的極端思潮就會盛行並變為大規模暴力行動。而絕大多數中國人只能被動無奈地等待危機、革命或戰爭的降臨，只有極少數既得利益權貴會在長期有序向國外轉移財產和家屬的基礎上，腳底抹油而溜之大吉。

        可以推論的是，由於災禍、危機、革命或戰爭降臨時間的偶然性和不可預測性，所以中國目前這種緩慢轉型的風險局面可能會長達幾十年，也可能會短至幾年。但只要政治體制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團扭曲或劫持而長期小修小補和不進不退，只要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重要領域的深層次改革長期難以有效突破和協調推進，則災禍、危機、革命或戰爭的降臨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當然從歷史的長遠發展看，無論中國社會轉型多麼時間漫長，多麼艱難曲折，遇到多少「可怕的」「驚濤駭浪」，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的最終結果，必然是中國社會轉型的成功實現，必然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