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新聞] 游走在進取與憂思之間的媒體

pooky

盡管有新媒體的平台，但是毒膠囊新聞的揭露，還是來源於深度電視新聞；盡管有社交媒體的線索，但是重慶故事的抽絲剝繭，還要感謝深度調查的記者們

【2月2日新京報卅周慶安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對於中國媒體人來說，2012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當然，或許每一年在新聞史上都別具一格。但是2012年較之2002年，較之1992年，甚至更早，都有巨大的差異。在這一年中，新聞以多重面貌並存於中國的輿論環境中，相互引證又互相澄清。中國媒體人在這一年裡幾乎書寫下了當代中國最復雜的圖景。

        當然，用隔斷和撕裂的方式，去獨立看待一年的中國媒體，似乎有些蒼白。但是2012年的中國輿論環境，實在有太多可說的故事可以從頭說起，延續至今，乃至影響未來一段時間。

        在復雜的中國持續進取

        每一次中國政治的接力年，都讓中國媒體獲得了空前的報道選題。在追逐這些選題的過程中，中國媒體人實際上也在引導中國公眾，理解我們所處的這個環境和周圍的每一個人。

        如果我們沒有被這一年繁雜的新聞破壞記憶力，我們記得2012年的第一次輿論熱潮，幾乎出現在春節剛過的2月6日，重慶市原公安局長王立軍進入成都美國總領館，這一消息從微博曝光之後，平面、廣播、電視媒體全面跟進，重慶官方不得不進行回應。2012年的新聞大幕就是在這樣一個復雜的故事中慢慢開啟的。

        「政治年」的進取報道

        應當說，2012年本來就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是近年來中國發展的重要歷史節點，而在金融危機觸底的時候中國又面對一系列的新命題，新挑戰，甚至是新危機。如果認真看待2012年上半年的經濟數字，經濟學家很難對這組數字產生樂觀情緒。在這種情況下，媒體的進取心代表著社會的進取心。2012年的中國媒體，用政治報道、經濟報道的進取心，去完成他們該盡的歷史使命。

        「危機年」的責任報道

        2012年，又是一個危機頻發的年代。有三種危機在這一年的出現，給中國的媒體進取心寫下了新的注腳。一是民生危機，以4月份的毒膠囊事件，下半年的白酒塑化劑風波為例。中國媒體其實已經非常熟練於食品藥品安全事件的報道，但是卻無法冷眼看待愈演愈烈的食品藥品危機。二是地方建設危機的積累和惡化。在7月份的四川什邡群體性事件、8月份的江蘇啟東群體性事件、10月份的寧波PX項目風波。這些建設項目的共同點是事先不進行有效溝通，或許還有一些溝通方面的硬傷，從而引發大規模群眾聚集抗議。

        「外交年」的理性報道

        第三是領海危機的發酵和熱議，我們都記得4月份開始的中菲黃岩島對峙，9月份到達高潮的日本企圖購買釣魚島事件。在一個國家的快速發展過程中，周邊無疑是最早最直接感受到這種發展的，也是最有可能產生摩擦或者分歧的。只是這種摩擦和分歧來得這麼集中，確實讓國人有些群情激奮。

        外交議題在這一年的報道，遠遠多過我們對於他國新聞的熱情和關注。盡管敘利亞的硝煙還在繼續、歐盟的債務危機還在發酵、甚至美國、日本、韓國都選出了新總統，但是捍衛釣魚島、黃岩島的堅決聲音，也讓媒體人不放過日本或者菲律賓甚至美國任何一個與之相關的表態、動作和分析。

        「接力年」的真實報道

        危機對於當前中國的意義是多元的。一方面，多重危機挑戰地方政府的政策管理水平，迫使各級政府必須償舊債，彌補舊問題，把解決發展中形成的問題放到執政列表的第一位；另一方面，危機又是社會前進的推動力。在當前的輿論環境中，沒有這些危機的疊加，往往就沒有新的管理模式創新，也就無法推動執政者的進步。

        自下而上的改革倒逼，或多或少伴隨著對中國社會的傷害，但是媒體中對於這些改革的討論和諍言，是我們在2012年聽到的親切的聲音。

        尤其是每一次中國政治的接力年──1992年的小平南巡，2002年的改革討論──2012年的矛盾多樣化，都讓中國媒體獲得了空前的報道選題。在追逐這些選題的過程中，中國媒體人實際上也在引導中國公眾，理解我們所處的這個環境和周圍的每一個人。新興的社交媒體，為這些報道提供了大量的選題線索、圖片、資源和輿論評價。傳統媒體人集中資源，將有效的真實的信息組合成2012年的中國面貌。

        面對新媒體的憂思和迷失

        這一年對中國的傳統媒體提出了生存問題，而真正應該令人擔憂的是，傳統媒體的專業精神和職業能力，很大程度上還沒有被媒體的老總們真正看做和新媒體差異化競爭的重要工具。

        「光有進取心是不夠的，總還得有點憂患意識」──這是中國媒體人常常給執政者提出的建議，當然對媒體自己也有效。

        被新媒體撞了一下腰

        2012年的媒體憂思，幾乎多數都存在於社交媒體新技術帶來的衝擊回響。無論是美國《新聞周刊》的最後一期紙質版，還是德國多家媒體的連續轉型，其實這一年都對中國的傳統媒體提出了生存問題。傳統媒體的進取心在新聞迸發的年代獲得了充分的發揮，卻在新媒體的大環境中產生了憂思。

        因此，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主流黨報黨刊，電視媒體和通訊社的不同部門，相繼開辟了自己的微博帳號，在微博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很快都獲得了數十萬計甚至百萬計的粉絲數量，有效傳播的空間和平台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形式上看，這種變化讓稿件有了二次落地的平台，讓一些端著說話、平直方正的新聞語態，也在新媒體上被年輕的網絡「撞了一下腰」。

        傳統媒體的差異化優勢

        但一方面，光有新媒體的形態遠遠不足。簡單說，新媒體的平台上有兩個大的群體，一是普通公眾，一是輿論領袖、包括學者、媒體人、政務微博等等，普通公眾對於問題的關注，代表了社會的發展動力；而輿論領袖們的回應、解釋、互動，則在幫助公眾總結社會的發展方向和節奏。只有動力而沒有方向節奏的新媒體平台，還不足以支撐今天中國的信息空間和知情權需要。無論是傳統媒體的新媒體平台，還是大量的政務微博，都未能從形態真正過渡到新媒體的實質內容中去。倒是「元芳」過渡了、「吊絲」有了共識。不少網民用戲謔嘲諷的方法，來完成了對困惑的解構，也留下了更多的信任命題。

        另一方面，在這一年裡，不少學者、資深媒體人都在討論一個平面媒體何去何從的問題。其實真正應該令人擔憂的是，傳統媒體的專業精神和職業能力，很大程度上還沒有被媒體的老總們真正看做和新媒體差異化競爭的重要工具。盡管有新媒體的平台，但是毒膠囊新聞的揭露，還是來源於深度電視新聞；盡管有社交媒體的線索，但是重慶故事的抽絲剝繭，還要感謝深度調查的記者們。媒體人的魅力不在於公眾發聲的時候他們更大聲，而在於船員們還在沉默茫然的時候他們已經開始瞭望和發聲。這或許是憂思中的一種迷失。

        總體上看，2012年是中國社會利益格局外化，利益集團爭議凸顯的一年。各種新聞的產生，既有客觀危機的爆發，也有主觀矛盾的體現。媒體人在這一年交上了一份對於中國新聞史合格的答卷，卻不知道能否在卷面上批上「優秀」二字。因為所有的「優秀」作業，都是在歷史匆匆滑過之後，回過頭來才能真正給予評價的。或許我們也在其中，或許我們還正在為之努力。